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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陈万利一眼望见陈文婕的案头有一封信,就拿起来看,看不清楚。想摸眼镜,却没有带在身上。他就着台灯翻来覆去地辨认了一会儿,知道是周炳写来的,就连信封一道揣在口袋里,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把信看完之后,想不出什么对策。想找他儿子商量,问周泉,却说陈文雄没回来。他没办法,又带了信去找二姑爷何守仁去。何守仁看了信,把信封也颠来倒去地仔细看过了。两个人商量了整个钟头,除了严密防止陈文婷和他见面接触之外,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这位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连早点都不吃,就出了门。他没有回公司,却坐了人力车,一直朝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贯英的办公室走去。他把周炳的来信,周家三兄弟平日的行为举动,周榕和陈文娣、陈文娣和何守仁的关系都详细说了一遍。贯课长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是办事却很老练。他一听情形,就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构成什么耸人听闻的案件。但是他十分尊重陈万利这个人,因此他装成很留心的样子在听着,勤快地做着笔记。

  他十分仔细地问三家巷的全部居民的情形,又问了周、陈、何三家人的全部亲戚朋友的情形,就说:“陈老伯,这件事交给我办吧。区区微劳,不足挂齿。我也十分痛恨共产党。我的先父就是去年在曲江乡下遇难的。共产党煽动了农民,搞得简直是人间地狱!你早上多半在哪里喝茶?玉醪春还是惠如楼?我一定趋前领教。”陈万利把周炳的来信交了给他,又千拜托、万拜托,才辞别出来。他想这贯课长的相貌虽有点不正,但是人却有热肠,好相与,很觉满意。他坐上人力车,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何守仁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他垂着脑袋走,没看见陈万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样子也是上宪兵司令部去的。陈万利自言自语道:“他又上那儿干什么呢?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唉!”但是人力车一下子就拉过去了。

  何守仁果然是去找侦缉课长贯英的。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在那上面写了“公事谒见”四个字,请传达给他递进去。那个侦缉课长先把刚才和陈万利的谈话记录翻看了一会儿,将何守仁和陈、周两家的关系弄清楚了,然后板着脸孔在办公室里和他会面。何守仁一进去就用公事口吻说:“贯课长,我来报告一件跟您的职务有关的事情。”贯英冷冷地回答道:“欢迎,欢迎。请何科长坐下谈吧。不论跟小弟的职务有关还是无关,我都欢迎。”于是何守仁就开如讲他所发现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行踪的问题。他一面讲,一百用眼睛去打量那个侦缉课长。贯英一面听,一面也用眼睛去打量何守仁。有时四只眼睛碰在一处,彼此互相盯着,长久都不移动。贯英在心里骂道:“好个无耻的乌龟!”何守仁也在心里骂道:“十足凉血的王八!”

  后来两个人又用相对一笑岔开,何守仁这才继续往下讲。他已经发现这位侦缉课长对他很不尊重,对他所讲的话好像根本没有用耳朵去听,然而还是勉强把话讲完了,并且加上判断说:“照这样看来,这些共产党员一定是躲在芳村一带的什么地方。”贯英拍手笑道:“何科长真内行!”随即把周炳那封原信从卷宗夹里面拿出来,摆在何守仁的面前,说:“这上面所盖的邮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守仁很不高兴地说:“贯课长,既然你得到了原信,那么,一切你都十分了然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贯英摇头笑道:“不,你所讲的话很有价值。我只知道这周炳和你的小姨子很要好,我也知道那周榕和你是同学,又是换帖的好朋友,但是这些人是否共产党员,我却没有任何证据。你知道,我们是凭证据办事的。”他一面讲,拿眼睛望着别处。那眼睛不停地眨,脑袋不停地摆动,好像是一种毛病。何守仁说:

  “怎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逃走?”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贯英又眨两个眼睛,摆动几下脑袋,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就逃了。还有些人吓疯了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何守仁坚持己见道:“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员。”

  贯英用一种比冷笑更令人难堪的声音哼哈一阵,说:“如果他们真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的邻居,你的小姨子的情人,你的换帖的同学,都要这样了!”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一比,加上说:“当然,阁下是有功劳的。阁下这样做,是大义灭亲。遇着好的上司,往往因此擢升,也是常有的事。”何守仁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他的尖削的脸唰地一下红起来了。但是他不甘示弱,因此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超然面孔说:“贯课长,我想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宪兵司令部,也是个讲真理和正义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被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所驱使。这一点,仁兄该是明白的。”

  贯英搓着两手,用一种十分狰狞的无赖神气笑着说:“真理和正义,好极了。我们都是为它而活着。我们的同志可真不少呢!”随后他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捐款簿子,上面写着“雄心社社员乐捐芳名”九个字,递给何守仁看,又加上说:“我们这个雄心社,每个人都有一颗消灭共产党的雄心。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和正义。但是我们绝不向外募捐的。现在那些招摇撞骗,假公济私的玩意儿太多了。我们只收社员自己的捐款。你如果有心,你也可以入社。我们将来,彼此也有个帮助。”何守仁打开捐簿一看,有捐一百元的,有捐三百元的,也有捐五百元的,名字都不认得。但是不管怎样,看见这捐款簿子,何守仁是安下心来了。他登时恢复了镇静的神态,看来真是又矜持,又老成。他用轻蔑的眼光把那贯课长横扫了一眼:觉着这个人如今五官局促,嘴角下弯,顶发秃落,丑陋异常。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一百元的捐款,并且慷慨地说:

  “贯课长,凡是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情,兄弟总是乐于追随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何守仁告辞之后,贯英一面收起捐款簿子,一面鄙屑地咒骂道:“真没见过这样的吝啬鬼!收买三个朋友的性命,才使一百块钱!说人心不古,就是人心不古。”

  这天早上,约莫当何守仁和贯英初次会面,彼此躬着腰说客套话的时候,周家三兄弟的干娘冼大妈正从市头上买菜回家。她正在路上走着,不料横巷子里撞出来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把她缠住了。这个人叫做冯敬义,年纪约莫六十岁,单身一人,并无亲戚子女,也在市头外面搭了个茅寮居住,离冼大妈的竹寮只有五、六丈远的光景。他应了个名儿是做收买破烂的生意,实地里他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是什么都干,并不严格的。他的真本事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改造成为值钱的东西,好像把铜做的东西改造成为金子做的东西,把破了、断了、缺了、穿了的东西改造成为完整无缺的东西等等;遇着有他合意的东西,别人又不太在意的时候,顺手带走件把子,也是有的。他顶爱开玩笑,更加爱开冼大妈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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