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谓“感伤”_茅盾

论所谓“感伤”

　　也许是从比兰台罗（L.Pirandello）荣膺诺贝尔文艺奖的消息传来以后罢，我们读到了好多篇“从比兰台罗说到文艺上的悲观主义”的文章。

　　说起来，也是怪，所谓“悲观思想”也者，表白在文艺这一部门的时候，倒往往取了“笑”的形式，——所谓“幽默笔调”。契诃夫不是个“悲观思想”的作家么？然而他的作风是“幽默”的。我们有“强颜欢笑”的一句成语，正是这种“幽默笔调”的“悲观思想”作家的注解。

　　比兰台罗也不是例外。他在他本国的意大利，是被算“幽默”派的，他的作品之所以能风行于英美，大概也靠了这“幽默”的笔调。（他在法国也有很多的读者和观众，那倒并不是全沾的“幽默”的光，而为的他那出奇的幻想。）试拿他的长篇小说《已故的麦席阿斯·巴司喀尔》来看罢，一个人为要以前种种“譬如昨已死”，竟假造了死耗，自以为从此又是一个“新的自由自在的人”了，生活的一切可以重新照自己的幻想去安排，结果他仍旧失败，“假死”到底算不得“更生”；——这里头的“悲观思想”阴森到跟坟穴里的尸气一样，然而那“形式”不是出奇的“幽默”么？

　　只有对人生悲观到恐怖发狂的地步的作家，然后不用“冷冷的微笑”而用“申申的诅咒”了；安特列夫的作品便是一例。

　　不论是契诃夫式，或者比兰台罗式，或者是另一面的安特列夫式，总之，所谓“悲观思想”的文艺也者，只能从作者的“人生观”去判定，而不能从作者所描写的“人物”去拉扯，那亦似乎不是难懂的事罢？自然，一位作者常常会借他作品中的“人物”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可是一位作者更常常选取社会中某一类的“典型”人物来表达他所要攻击的思想（人生观）。高尔基曾经写了小市民生活，但高尔基自身不因此就成了小市民；倘使我们说高尔基作品中的小市民人物的思想就是高尔基自己表白，那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这样的道理，本来浅显得很，谁也能够了解，不过在事实上，把那扮曹操的戏子当作真曹操而跳上舞台去一斧劈死他，——这样“义愤”的樵夫，在批评界中也屡屡遇到。例如最近因为“从比兰台罗说到文艺上的悲观主义”了，就有人指出中国文坛上是充满了悲观——沉闷和感伤。“因为所描写的都是社会中没落分子底事迹，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当然啦，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的文坛上有些“沉闷和感伤”的作品。我们也觉得“要把悲观主义的锖（？）霉从文学中彻底扫清，只有在真正健全的社会才可能”，（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由谈》企君的《从比兰台罗说到文学上的悲观主义》，）这一说，也是部分的不错。然而我们对于那位大喊着“作者们，离开感伤的时代！”的批评家所举的例——“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的作品的例，却觉得不能赞同了。

　　我们也指出过我们文坛上有“颓丧和感伤”的作品，我们也举过例（参看本刊第三卷第四号“书报述评”栏《东流及其他》），但我们并没乱用那位“义愤的樵夫”的斧头；这是我们跟喊着“离开感伤时代”的那位批评家不能一致，而且应当被他笑为“不勇敢”的地方。然而也因为我们总觉得把“扮曹操的戏子当作真曹操办”不是个正办法，所以我们不能不跟那位叫作家们离开感伤时代的批评家小小讨论一下。自然啰，我们绝不是说不应该叫作家们离开感伤的时代；我们只跟那位批评家讨论到底他所指出来为例的那几篇作品是否真正“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罢了。

　　这位批评家所举的例就是本刊三卷五号上的五篇创作（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时，可以毋须再撮述那几篇小说的内容了），他写了一篇较长的论文，证明了他“所触见的，大都是颓丧和悲哀的情调。”（《大晚报》附刊《文学评论》杨观澜君的《读三卷五号文学底创作》，去年十二月四日。）

　　照杨君的意见，本刊三卷五号的五篇创作“所描写的都是社会中没落分子底事迹，因此，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但是，为什么写了没落分子底事迹，就会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呈现着颓丧和悲哀呢？这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作者倘若同情于他作品中的没落分子时，这才那作品会呈现着“颓丧和悲哀的情调”。不然的话，尽管写的是没落分子的事迹，不会“因此”就呈现了颓丧和悲哀的情调。并且，倘使用了反讽的笔调（就是不同情）来写没落分子的“颓丧和悲哀”，除非是低能的人这才以为作者也在“感伤的时代”罢！所以问题不在描写的是不是没落分子的事迹，而在作者对这些没落分子抱什么态度。

　　难道《沉落》的作者对于他所写的教授满抱着同情么？难道批评家的杨君连那中间很明显的嘲讽的笔调都看不出来么？难道《七年忌》就只有表面的孤僻么？难道《爬梯》是在说“爬梯”那样的观念不错么？难道不是指明老三那样的“爬梯”一辈子也没有出头日子么？难道《毁灭》写了“明末奸佞底末路”是在同情那班奸佞么？读过这五篇小说的人，不止杨君一个，他们自然会给一个公正的答复，然而只看了杨君的论文的人却不免上了一个小当罢？我们真有点疑惑杨君的“法眼”了。难道杨君的“批评方法”竟是把“扮戏子的曹操当作真曹操”，以为作家若描写了强盗则作家自己就是强盗，描写了妓女则作家自己就一变而为女身么？这样的“方法”或许是最简单不过的，然而岂不冤枉了作家并且把读者指导到低能儿的队伍里去么？

　　我们知道杨君的意思是这样的：要写“英雄”，不要写“多余的人”。他又说“这虽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使作者大都不敢或不能认识与反映积极的现实，而作者们主观的动摇与退缩也是不能讳言的。”在这里，我们真要以为杨君也许是一个初来中国的外国人，完全不知道这里的“种种客观的原因”；要是如此，我们倒很能对他谅解了。晋惠帝不是说过“何不食肉糜”么？

　　不过“要写英雄，不要写多余的人”那样的批评论，在中国并不是新的。“你写了多余的人，你自己也就是多余的人，因此，你的作品也就是颓丧没落，”这样的“辩证法”，也不是新的。现在不过是“历史的重复”罢了。应该是不相信“历史会重复”的人（杨君应得知道“历史”决没有完全“重复”的，但也许他不知道），却来自身演着“历史的重复”，这真是在下大惑不解的怪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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