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_茅盾

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1)

　　一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是多得惊人的。在这样繁重的介绍工作中，鲁迅表现了始终一贯的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明确的政治目的性。

　　鲁迅的介绍、翻译外国文学的活动，开始于他在日本留学的时期。“风雨如磐暗故园”，那时清王朝以及当权的洋务派崇洋媚外，出卖国家主权；以振兴实业，引进西洋科技知识为名，实际上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同时又为中国第一代的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成长，准备了温床。洋务派又以“中国国粹”的卫道者自居，打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招牌，推行野蛮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他们顽固地鼓吹中国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一切糟粕，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妄图借此锢蔽人民的思想，禁止人民任何反抗封建礼教、封建秩序的言行。

　　此与同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主张武力推翻清王朝，建立“五族共和”的民主共和国；他们不但对卖国丧权的清王朝进行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也同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派进行了大论战。保皇派主张君主立宪，但立宪是假的，保皇是真的，他们是投降派。鲁迅在政治上属于革命派，但他主要是从介绍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方面参加了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斗争。而这个思想意识领域的重要性却正是当时革命派所忽略了的。

　　二

　　一九〇七年前后，鲁迅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投入革命派对洋务派和保皇派的大论战。其中《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是反映他这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代表性著作。

　　《文化偏至论》简要地叙述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直至所谓世纪末的各种混乱、颓废思潮，而结论为：今所注重者，“止于二事：曰非物质，曰重个人。”他所谓“非物质”即是“反对其重物质文明”；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鲁迅在此文中痛论“西方物质文明的流弊”，即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阶级斗争的激化，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广泛深入以及帝国主义列强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激烈已经爆发了多次的武装冲突。

　　由于时代的限制，鲁迅当时论述十九世纪后期的欧洲思潮时，还看不到这些混乱、颓废思潮的社会根源，也没有提到指引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笼统地认为这是其重物质文明的流弊。又因为他强烈要求思想解放（这在“五四”运动时才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正式提上日程），以至只看到尼采超人哲学的“偶像破坏”的一面，而忽略其极其反动的一面。然就其主要者而言，《文化偏至论》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鲁迅在论文结尾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此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七十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

　　《摩罗诗力说》象普罗米修斯偷天火给人类一样，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运输了革命的精神食粮。

　　《摩罗诗力说》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艺思想，热烈歌颂了代表这种文艺思想的若干“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摩罗诗人，恶魔诗人），如拜伦、裴多菲、密茨凯维支等等。鲁迅当时没有可能翻译这些诗人的充满着火焰般叛逆精神的作品，而只能介绍他们的作品的内容以及他们的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甚至帮助别的被奴役的民族），不畏艰险，以身殉之的英雄气概。这在当时，起了鼓舞革命派的士气的作用。

　　同一时期，鲁迅又翻译并印行了《域外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是继续《摩罗诗力说》的主旨，介绍了俄国、北欧、波兰等国的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这是第一次把反映被压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的叛逆和反抗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其用意和《摩罗诗力说》是相同的。

　　三

　　《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域外小说集》在当时是旷野的呼声；此后十年间，世界发生了空前的变化，苏联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且由于中国本身的社会矛盾在激化，阶级斗争在发展，爆发了震撼中国社会的“五四”运动，并接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鲁迅属于“五四”运动的左派。他十年前提出的要求人们思想解放，扫荡一切锢蔽人们耳目的旧传统、旧文化，和被压迫人民与被奴役民族都得到解放的革命呼声，在这时候不再是旷野的呼声而引起了千百万知识青年的热烈响应。

　　在这时期，鲁迅翻译、介绍世界进步的文学，其数量也比过去多得多了。重点仍在反映被压迫人民和被奴役民族的痛苦和斗争。十年前，《域外小说集》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各只卖出了二十册，现在，范围扩大而数量增多的新译的世界进步文学作品的读者，就不是以千计，以万计，而应该以十万计了，其影响之深远是空前的。

　　鲁迅当时主张文学应当“为人生”。他认为十九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南腔北调集》：《〈竖琴〉前记》）他当时翻译介绍的安特莱夫和阿尔志跋绥夫就是两个“堕入神秘，沦于颓唐”的作家。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批判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悲观厌世思想，指出这些作品的可取之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沙俄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且其中“许多事情竟和中国很相象”。因此，翻译这些作品，也意在由彼及此，揭露那时中国反动统治者（北洋军阀）及其帮闲文人对于改革者的迫害。鲁迅那时以为首要之务是唤醒人民，使其知道病根何在，至于用什么药方，应由人民自己选择。

　　那时鲁迅的翻译中还有不少童话，其中就有俄国盲诗人爱罗先坷的一部童话集和一部童话剧。爱罗先坷并非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诗人，是在一九二一年他被日本政府驱逐出日本之后，鲁迅这才“留心到这位漂泊的失明的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放逐时，还遭到了“辱骂与殴打”。鲁迅说，“如一切被打的人们往往遗下物件或鲜血一样，爱罗先坷也遗下东西来，这是他的童话集”。（《〈狭的笼〉译后附记》）鲁迅认为爱罗先坷的童话“只是梦幻，纯白，而有大心”。（《〈池边〉译后附记》）正因为爱罗先坷的童话表现有对于被压迫者的同情，鲁迅所以热情地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鲁迅此时还翻译了日本评论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鲁迅并不是全部赞成这两个人的论点，而只是以为可以作为中国的“借鉴”，因为这些书中所揭露的日本思想界的矛盾、腐化与无所作为，“多半切中我们现在大家隐蔽着的痼疾”。

　　鲁迅还译过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著作《苦闷的象征》。厨川白村根据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鲁迅翻译时，还没有识破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荒谬性。

　　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日益高涨，导致了北伐战争初期的伟大胜利，然而即在此时，作为“五四”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转向反动。这使鲁迅思想产生了矛盾的波澜，他感觉到自己原来掌握的进化论等旧的思想武器日益显得不能适应新的斗争要求，而新的阶级力量又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彷徨求索的矛盾心情反映在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中，就象上面简单叙说的那样，他所翻译介绍的作品中的消极成分或者未能进行批判，或者虽然批判了而不够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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