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_茅盾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1)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鲁迅诞生八十周年。八十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是，在中国，却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的三大敌人，曾经象三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民的头上，现在，这三座大山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被中国人民胜利地推倒了！鲁迅，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和伟大作家，唤醒中国人民反抗、推倒这三座大山的先驱者之一，他的毕生精力都是贡献给这个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的。在他的八十诞辰的时候，我们能够在永远扫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的祖国，在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建设着社会主义的时期，来举行纪念，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而且，也可告慰鲁迅于地下。

　　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四十年，上距太平天国的失败仅十五年。这时期，由于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胜利，对外屈伏而对内凶横的清皇朝的政权，获得暂时的稳定，自诩为“中兴”。这以后的十年间，一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所震慑的清朝统治集团把“兴办洋务”视为自己的续命汤，陆续举办了一些兵工厂、水师学堂，派遣留学生学习海军和航海，开办一些电报局，筑了几条短程铁路，也开办了若干民用厂矿。

　　这样就展开了中国历史上官僚资本主义的第一页。这十年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也陆续在加紧和扩大。尤其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教会为据点，以传教士为先遣队，从沿江沿海地区深入到内地，办报，办学校，办出版社，对广大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对于帝国主义的日益加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清朝统治集团不但未加抵抗，反而开门揖盗，助纣为虐。

　　然而，“兴办洋务”既不能增加清皇朝对外抵抗的力量，也不能改进中国人民的穷困落后状态；以官僚集团为主体所兴办的“洋务”反而便利了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帝国主义的加紧和扩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当然也进一步激起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反帝斗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捻军以及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武装起义，都给予清皇朝以沉重的打击，而反帝国主义、反清、反封建的人民运动——教案、农民起义，也此落彼起，连年不断，遍及全国各省。就这样，清朝统治集团所自吹自擂的“中兴大业”，转眼间已成一场春梦。

　　这些历史背景，对于童年时代的鲁迅，不能不给予深远的影响。

　　此后，正当鲁迅的少年、青年时期，历史大事件接连而来：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一九〇〇年义和团的反帝武装斗争。这几桩历史大事件都促使更多的爱国志士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的运动，青年的鲁迅也参加了这个伟大的救中国的事业。但是，那时候的鲁迅，已经看到文化革命、思想教育的极大重要性，因而他那时候的活动主要在于开展一个新的文化、文艺的运动；他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并鼓吹了爱国的反封建的浪漫主义的欧洲大诗人和他们的思想，在《域外小说集》中又介绍了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无容讳言，鲁迅在当时也象同时代的许多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一样，把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然而，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治的演变，换言之，辛亥革命的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使鲁迅认识到“此路”不通，因而他曾经十分苦闷。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不少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从此看到了救中国的康庄大道，鲁迅是其中的一人。然而，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完成的，而且也必须经过艰辛的战斗的考验。一九一九年以后十年间鲁迅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即是明显的证明。研究这一时期的鲁迅思想发展的过程，对于我们会有深刻的思想教育作用。

　　但是，由于时间的限制，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鲁迅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思想发展过程（附带说一说，今年十月恰又逢到鲁迅逝世二十五周年，五年前，在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的大会上，我曾经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今天我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见解还跟那时一样，因而也觉得没有再炒冷饭之必要。）在这里，我只打算谈一谈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创作活动和提高修养具有实际意义的三个问题。这就是：一、鲁迅作譬如何服务于整个革命事业！二、鲁迅作品的民族形式与个人风格。三、鲁迅的“博”与“专”。

　　鲁迅的文学活动开始于本世纪初期（约在一九〇三年前后），而他的革命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却要更早一些；他的《自题小像》诗（作于一九〇一年）就表示了把生命献给祖国的决心。但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他的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却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式开始的。在“五四”前夕，他写了有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一九一八年），这是中国革命文学的第一燕，也是鲁迅的革命文学的第一朵花。后来他在《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中说：“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情。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九三二年）中，曾经这样写道：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鲁迅毫不隐蔽他的作品的政治倾向性，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在这篇《自序》中，他又写道：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遵命文学”，就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也就是反映了人民斗争和时代精神的文学。文学是革命斗争的武器之一，鲁迅最善于灵活地运用这个武器从多方面来为革命的政治服务。和《狂人日记》同时，鲁迅开始了杂文的写作。他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个文艺武器。从当时发表在《新青年》的随感录，直到他停止呼吸的前夕，他从各个角度，运用各种题材，或冷嘲热骂，或大声疾呼，或巧妙比喻，深刻地揭露了那时候的以各式各样嘴脸出现的封建妖孽和洋场恶少（买办意识）。这些杂文，以生动的极富于形象性的笔墨，表达了鞭辟入里而又耐人咀嚼的思想内容，给当时的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给当时的追求真理的广大青年以莫大的鼓舞和启发。

　　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曾经庄严地热情地宣布：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涂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

　　坚决反对任何阻碍我们进步和发展的事物，就是鲁迅的革命精神的中心一环，而也是贯串在鲁迅的文学活动的一根红线。

　　鲁迅的一生和他的文学活动，都跟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的阶级斗争，紧密地联系着；他的全部作品反映了一九一九——一九三六中国革命运动的壮阔波澜，然而，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当时革命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时而正面交锋时而迂回突袭的长期而艰巨曲折的斗争。斗争的锋芒所指，常因时因地而不同。鲁迅是最善于辩证地看问题的。他曾经尖锐地指出：

　　“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伪自由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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