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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悲痛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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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日下午三时接到我妻由上海拍给我的急电,报告鲁迅先生逝世,促我速回上海,真如晴天一霹雳!我不能相信!双十节下午,我到上海大戏院去看苏联名片《杜勃洛斯基》,恰好遇着鲁迅先生和他夫人和孩子,我们坐在一处,谈了好多话。双十节离十九不过八天,我怎么能够相信会出了这样大的乱子! 然而电文上明明写着“周已故”,这“周”不是“大先生”还有哪个?不是他还有哪一个“周”能使我启发急电来促我速归? 然而我却因为痔疮发作,卧在床上动不得。我恨极了这一次忙里偷闲的旅行!我发了个回电。仍旧希望第二天早上能够勉强就道,夜里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双十节和鲁迅先生在上海大戏院里的谈话,又回忆着十月二日(或三日)我和G君到鲁迅先生家里给他拍照那一个下午的谈话,又痛苦地猜想这次的“晴天霹雳”的来由。凭那两次最后的晤面,我不能相信鲁迅先生会突然于十九日逝世,虽然和G君去访他那一次回来时,君在车中对我说:“今天看见鲁迅的面色和G精神比我意想中好些,可是他若不赶紧转地疗养,总是危险。” 我又记起史沫特莱女士在八月初离上海去避暑时,也对我说:“他此时虽然好的多了,可是靠不住,一定要转地疗养!他自己总说不要紧,可是患肺病的人自己常常是乐观的呵!”八月中旬,鲁迅先生拣定了转地疗养的地点是日本镰仓。可是后来又不果行。夏天却已过去了。九月中我晤见他,他说暑天已过,索性再过几时,或者到香港去换换空气。谁知道十月中旬忽然这晴天霹雳!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若能把转地疗养这问题很早布置的安贴,则鲁迅先生不至于因有事实上的一些困难而迁延了这三个月的功夫,我们太不负责,我们这罪不能宽饶!我们太不中用了! 十九日一夜,在这样悲痛回忆中过去。二十日清晨,我跳起来决定乘早班船再转火车,可是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便蹲下了!我太不中用!我没有法子瞻仰最后一次的遗容了! “中国只有一个鲁迅,世界文化界也只有几个鲁迅,鲁迅是太可宝贵了!”——这是G君在十月二日和我去访鲁迅先生后回来时的话。但是,但是我们太不宝贵鲁迅了,我们没有用尽方法去和鲁迅的病魔斗争,我们只让他独自和病魔挣扎,我们甚至还添了他病中精神上的不快!中国人的我们,愧对那几位宝爱鲁迅先生的外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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