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生涯的开始(3)_茅盾

创作生涯的开始(3)

　　君实是个“进步分子”，是“创造者”，也就是说，在思想上他是娴娴的带路人；娴娴是“被创造者”，她是中国被名教所束缚的无数女子中的一个，但一旦她被“创造”成功了，一旦她的束缚被解除了，她要求进步的愿望却大大超出了君实的设想，她毫无牵挂，勇往直前。结尾是娴娴让家里的女仆传一句话给她丈夫：我要先走一步了，你要赶上来就来吧。在《创造》中，我暗示了这样的思想：革命既经发动，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它要一往直前，尽管中间要经过许多挫折，但它的前进是任何力量阻拦不住的。被压迫者的觉醒也是如此。在《创造》中没有悲观色彩。娴娴？是“先走一步了”，她希望君实“赶上去”，小说对此没有作答案，留给读者去思索。

　　也是为了表白我的上述信念，当《幻灭》被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单行本时，我在书的扉页上写了一句《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两年以后，三部曲合并成为一部长篇，由开明书店出版时，我在扉页上又写了几段话，并给全书取了个《蚀》的名字，这表明书中写的人和事，正象月蚀日蚀一样，是暂时的，而光明则是长久的；革命也是这样，挫折是暂时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在《蚀》的扉页的“题词”中我写道：“生命之火尚在我胸中燃炽，青春之力尚在我血管中奔流，我眼尚能谛视，我脑尚能消纳，尚能思维，该还有我报答厚爱的读者诸君及此世界万千的人生战士的机会。营营之声，不能扰我心，我惟以此自勉自励。”

　　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底，太阳社成立了，创造社也重新开始了活动。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创造社出版了《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他们提倡革命文学，并且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大声疾呼，的确使沉寂的中国文坛又活跃起来，并且在推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初步知识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在看到《太阳月刊》创刊号后，很是欢欣，我发现一年前投笔从军的朋友们又重新拿起笔来战斗了。太阳社的钱杏邨我不认识，但蒋光慈是相当熟的，是上海大学的同事，他还与泽民一起组织过文学团体。因此，我就写了一篇《欢迎太阳》，刊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八日的《文学周报》上。

　　在文章中我说：“我敬祝《太阳》时时上升，四射它的辉光，我更郑重介绍它于一切祈求光明的人们。”但是我也认为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上所写的一篇宣言式的论文，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我觉得蒋文有唯我独“革”、排斥一切“旧作家”的思想，对于革命文学的议论也趋于偏激。我在文章中说：“文艺是多方面的，正象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一样。革命文学因之也是多方面的。我们不能说，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犹之我们不能说只有农工群众的生活才是现代社会生活。……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蒋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的偏狭的路。”

　　我还认为作家有了“实感”（生活经验）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作品，我说，“我并不是轻蔑具有实感的由革命浪潮中涌出来的新作家，我是希望他们先把自己的实感来细细咀嚼，从那里边榨出些精英、灵魂，然后转变为文艺作品。”我的这些议论，反映了我对当时文坛某种倾向的忧虑。不过，也许我用了“方璧”这笔名，这篇文章并未引起太阳社的注意。然而我的忧虑却不幸而言中：一个多月后，创造社和太阳社就开始了对鲁迅的围攻，说鲁迅“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甚至骂鲁迅是“绍兴师爷”，“封建余孽”，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等等。同时，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人们写了一些他们自称为起罗文学的东西，但可惜其中的人物都是没有血肉的，鲁迅说它们“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郁达夫则称它们为“革命的广告”。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的这场论战，我没有加入，因为论战展开时我正埋头写《追求》，《追求》写完就真个到日本去了。直到我在日本写《从牯岭到东京》时，才间接地参加了这场论争。

　　《追求》从四月份开始写，到六月份写完。《追求》原来是想写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现在又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去追求光明了。这也是我写《创造》时的心情。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却又一次深深地陷入了悲观失望中。我从德沚以及几个旧友那里听到了愈来愈多的外面的迟到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使人悲痛，使人苦闷，使人失望的。这就是在革命不断高涨的口号下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各种可悲的损失。一些熟识的朋友，莫明其妙地被捕了，牺牲了。

　　对于盲动主义，我与鲁迅议论过，我们不理解这种革命不断高涨的理论。在一九二八年初，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严霜下的梦》（载《文学周报》302期），用象征的手法，表述了革命的遭遇和我的心情，并对那时的盲动主义表示了“迷乱”、“不明白”和不赞成；我发出了询问：“什么时候天才亮呀？”但是到了四五月间，我却完全被这些不幸的消息压倒了，以至我写的《追求》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计划，书中的人物个个都在追求，然而都失败了。同年七月十六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有一段话，很清楚地道出了我当时的情绪：“我那时发生精神上的苦闷，我的思想在片刻之间会有好几次往复的冲突，我的情绪忽而高亢灼热，忽而跌下去，冰一般冷。这是因为我在那时会见了几个旧友，知道了一些痛心的事，——你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也许会因亲爱者的乖张使你失望而发狂。

　　这些事将来也许会有人知道的。这使得我的作品有一层极厚的悲观色彩，并且使我的作品有缠绵幽怨和激昂奋发的调子同时并在。《追求》就是这么一件狂乱的混合物。”这里所说的“亲爱者的乖张”就是指的瞿秋白和他的盲动主义。也是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我还有一段表白自己的话，这一段话也反映了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我说：

　　“我承认这极端悲观的基调是我自己的，虽然书中（指《追求》）青年的不满于现状，苦闷，求出路，是客观的真实。说这是我的思想落伍了罢，我就不懂为什么象苍蝇那样向窗玻片盲撞便算是不落伍？说我只是消极，不给人家一条出路么，我也承认的；我就不能自信做了留声机吆喝着：‘这是出路，往这边来！’是有什么价值并且良心上自安的。我不能使我的小说中人物有一条出路，就因为我既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自己以为不然的话，而又不是大天才能够发见一条自信得过的出路来指引大家。人家说这是我的思想动摇。我也不愿意声辩。我想来我倒并没动摇过，我实在是自始就不赞成一年来许多人所呼号呐喊的‘出路’。这出路之差不多成为‘绝路’，现在不是已经证明得很明白？”

　　这段话，后来成为创造社攻击我的主要靶子，傅克兴在一篇文章中就说：“说中国革命走到了绝路吗？断没有这个事，中国革命还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潮，决没有走到绝路去，……如果讲这是绝路，那么，我们只有叫资本主义万岁了。”看来，克兴君当时显然是一其中盲动主义之毒甚深的“苍蝇”。

　　过后不久，我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了，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这消息是别人传给我的，因为自从我到了日本以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以后党组织也没有再来同我联系。我猜想，大概我写了《从牯岭到东京》之后，有些人认为我是投降资产阶级了，所以不再来找我。附带说一句，后来在一九三一年，瞿秋白在我家中避难时，我向他谈过此事的经过，并表示希望能恢复组织生活。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他劝我安心从事创作，并举了鲁迅的例子。

　　我写完《追求》以后，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我。闲谈中，他发现我久困斗室，身体、精神都不好，就说，天气这么热，闷居小楼，是要弄出病来的，既然你对外放空气说已去日本，何妨真的到日本去一下，换换环境，呼吸点新鲜空气？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而且当时中国人到日本，日本人来中国，都不用护照。但我怕不懂日语，有困难。陈说：“吴庶五已在东京半年，她可以招呼你。”吴庶五是陈望道的女友，在上海时我见过，是认识的。我于是决定到日本。陈望道又说，他可以替我办理买船票、预先兑换日元等事。于是德沚就忙着打点我的行装。

　　六月底，就在我去日本之前，一天夜间，陈独秀突然来到我家里。我们有一年多未见面了。约在半年前，陈之联络人郑超麟曾来看过我，知道我现在蛰居家中，卖文为生，所以陈独秀知道我的住址。此次陈独秀来，是德沚闻叩门声而去开门，一见是他，便请他进来。我请他坐下，德沚端上茶，正想探问他此来何事，他却自己说：我近来在研究现存于各省方言中之中国古音，为作一部《文字学注释》准备材料。从前顾亭林作《诗本音》，碰到协音不通处，先向师、友请教，还是得不到合理的答案，那就问樵夫、打渔的、牧童等，要他们念土话，甚至为了一个字的古音，而问到东西南北十多个省的人们。顾亭林谓古音没有完全丧失，或存于甲地，或存于乙地。我现在想继顾亭林之后，作这方面的研究。例如常州人土音Tiá（意为“何事”）即唐人之“底”，唐人诗中常见“底事”。广东话中亦有古音。现在我正收罗上海话之古音，特来向你探讨。我说我对家乡乌镇话，也许还没忘记，上海话就不行，德沚的上海话也许比我好一点。于是陈写出几个字，要德沚用上海白来读，他则作音标。

　　二十分钟后，他将纸笔收起，说还要找真正的上海人来研究。我说，真正上海土话是浦东话，与十里洋场的上海话又自不同，现在的上海话，杂有宁波、苏州口语甚多。他表示同意。我又问他对时局有何看法。他说他现在不问政治，所以治声韵学。我又问：你看蒋政权能维持多久？他沉吟后说：从前北洋军阀直、皖、奉三系，火并八年，互相削弱，然后国民革命军能北伐成功。现在蒋内部派系及收编之地方军，恐不止三个系统，他们自相火并而削弱，也算它八年，那时共产党方可卷土重来，现在的到处暴动不能成大事。我问：外国侵略如何？他说蒋介石嫡系中有亲日亲英美之分，两相抵消，外国侵略暂不能有。

　　他又说：论国内大势，或国际大势，都须根据详细情报，我现在块处斗室，消息隔绝，蒋家报纸一味自拉自唱，我刚才所说，只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又已不同，不足为据。这时已十一时，他要走，德沚说，里内各家都在门外乘凉，你从我家出去，惹人注意，不如在我家过夜。他笑笑说，“不妨，”站起身走到客厅的后间，忽又站住说，“小心点也好，”指着室内的小榻道，“我就在此过夜罢。”这小榻本是女佣睡的，我从牯岭回家就把女佣辞退，所以空着。

　　于是德沚拿了一床毛巾被来。第二天清早，他就走了，我还没有起身。此后他没有再来，但寄来一信，谓已找到浦东人谈上海古音云云。后来这部《文字学注释》，陈独秀是在国民党的监牢中继续写，抗战时他在四川省江津县完成。当时本得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但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陈独秀病死于江津，他的亲属将《文字学注释》于一九四六年交给商务印书馆的经理王云五，竟没有出版。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