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生涯的开始_茅盾

创作生涯的开始(1)

　　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从牯岭回到上海。德沚因为小产正住在医院里，她告诉我，南京政府的通缉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问起，她就对他们说：“雁冰去日本了。”“现在你回来了，”她说，“怎么办呢？”我想了一想说，“你仍旧说我去日本了。我暂时不出大门，也不见人。”我们的家在东横浜路景云里，是华界，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许多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他们都认识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难保不传到蒋介石手下人的耳朵里。而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

　　这种习惯，其实在我那一辈人中间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处，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讲了；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

　　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止休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纷扰起伏，比之为产妇分娩前的阵痛。一个婴儿的诞生，尚且要经过几次阵痛；何况一个新社会？大革命是失败了，阵痛仍在继续。不过，当时乘革命高潮而起的弄潮儿，虽知低潮是暂时的，但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为我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我隐藏在我家（景云里11号半）的三楼上，足不出门，整整十个月。当然，我的“隐藏”也不是绝对的，对于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叶圣陶、周建人我就没有保密（那时叶圣陶住在我的隔壁，周建人又住在叶圣陶的隔壁）。十月份鲁迅从广州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搬到景云里，我也没有对他保密。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与叶圣陶过往甚密。我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最初的创作，就是经叶圣陶之手在《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圣陶那时正代编《小说月报》，原主编郑振铎到英国去了，因为郑的丈人高梦旦怕蒋介石的爪牙把郑振铎作为亲共人物而有所留难。

　　我隐居下来后，马上面临一个实际问题，如何维持生活？找职业是不可能的，只好重新拿起笔来，卖文为生。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在德沚的病榻旁（德沚从医院回来还有低烧）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后来我在《从牯岭到东京》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这一段话，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情。

　　但景云里不是一个写作的好环境。时值暑季，里内住户，晚饭后便在门外乘凉，男女老小，笑声哭声，闹成一片。与景云里我的家只有一墙之隔的大兴坊的住户，晚饭后也在户外打牌，忽而大笑，忽而争吵，而不知何故，突然将牌在桌上用力一拍之声，真有使人心惊肉跳之势。这些嘈杂的声音，要到夜深才完全停止。这对于我，也还不妨，我是白天写作的。而对于习惯在夜间写作的鲁迅，却是个大问题了。

　　《幻灭》从九月初动手，用了四个星期写完。当初并无很大的计划，只觉得从“五卅”到大革命这个动荡的时代，有很多材料可以写，就想选择自己熟悉的一些人物——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写他们在大革命洪流中的沉浮，从一个侧面来反映这个大时代。我是第一次从事创作，写长篇小说没有把握，就决定写三个有连续性的中篇，其中的人物基本相同。但当我构思《动摇》的时候，才知道这个设想不能实现，结果只有《幻灭》中的个别人物出现在《动摇》中。

　　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部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对于我还不熟悉的生活，还没有把握的材料，还认识不清的问题，我都不写。我是经验了人生才来做小说的，而不是为了说明什么才来做小说的。

　　《幻灭》主要写两个女性——静女士和慧女士，后来的《动摇》和《追求》也着重写了女性。这有它的原因。“五卅”运动前后，德沚从事于妇女运动，她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女学生、中小学教师、开明家庭中的少奶奶、大小姐等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们常到我家中来，我也渐渐与她们熟悉，对她们的性格有所了解。大革命时在武汉，我又遇到了不少这样类型的女性。她们有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但性格又不相同，有静女士型的，有慧女士型的。

　　这些就成为我写作的材料。《幻灭》的主人公是静女士，写静女士的不断幻灭。静女士是一个天真的梦想家，当她被卷进革命的潮流时，她对革命充满幻想，以为革命是很容易的，一经发动，就不会有失败和挫折，因此在革命高潮中她很热情；可是一旦遇到挫折和失败，她就受不了，觉得一切都完了。《幻灭》中最后出现的成为静女士的很大安慰的，是连长强惟力，她觉得强连长给了她理想的美满的生活，可是强连长上前线去了，静女士终于在恋爱上也幻灭了。慧女士不同，慧女士在革命失败时同样悲观、失望、动摇，但她不会幻灭，她将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找到安慰。

　　强连长这人有一小部分是有模特儿的，这就是顾仲起。大概在一九二三年，《小说月报》已由郑振铎接编，有一个人常给《小说月报》投稿，写一些短篇，描写下层生活，这人就是顾仲起。他是南通师范学校的学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了。他的家庭很顽固，父亲大骂他，他一起就离家出走到上海，在码头上当搬运工人，也做过其他各种杂工，同时他就给《小说月报》投稿。郑振铎了解了他的情形后，原想把他介绍到商务当个小编辑，但商务不缺人。郑就找我商量，说黄起军校正招生，能否把他介绍去？我就写了介绍信，我们还凑了点钱给他作路费。那是一九二五年初。两星期后，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说他要上前线打仗去了。记得我当时还写了一篇文章叫《现成的希望》，对这位有着丰富下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者寄予很大的期望。后来我们再没有得到他的消息。

　　可是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时，他突然来找我，这时他已经是个连长。他说，一九二六年初我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他正在东江打陈炯明，那时是个班长，东江战役结束就升为排长，北伐开始要扩充军队，他又提升为连长，现在在第四军某师。我问他对时局有何感想，他说，他对这些不感兴趣，军人只管打仗。他说：“打仗是件痛快的事，是个刺激，一仗打下来，死了的就算了，不死就能升官，我究竟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所以对时局如何，不曾想过。”

　　我觉得奇怪，他在上海写小说时还有一些理想和反抗思想，何以现在变成这样了？他告诉我，他仍在写东西，并拿出一本名叫《红光》的诗集原稿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那时，我正与孙伏园筹组文学团体“上游社”，就拉他列名为发起人。顾仲起住在旅馆里，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忽然叫来了几个妓女，同她们随便谈了一会儿，又叫她们走了。当时军人是不准叫妓女的。我问旅馆的茶房。茶房说，这位客人几乎天天如此，叫妓女来，跟她们谈一阵，又让她们走，从不留一个过夜。原来他叫妓女也是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幻灭》中的强连长就有一小部分取材于顾仲起，写这样的一种人对革命的幻灭。

　　我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写完了《幻灭》的前半部，打算先给叶圣陶看一看，便随手写了个笔名“矛盾”，因为原来用的笔名如“玄珠”、“郎损”等，这时候都不能用了。为什么取“矛盾”二字，我在一九五七年写的《蚀》的新版“后记”中，写过一段说明，现在就抄在下面：

　　“五四”以后，我接触的人和事一天一天多而复杂，同
　　时也逐渐理解到那时渐成为流行语的“矛盾”一词的实
　　际；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我在武汉又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
　　的生活，不但看到了更多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
　　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
　　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自然也不会不看
　　到我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但是，那时候，
　　我又看到有不少人们思想上实在有矛盾，甚至言行也有
　　矛盾，却又总自以为自己没有矛盾，常常侃侃而谈，教训
　　别人，——我对这样的人就不大能够理解，也有点觉得这
　　也是“掩耳盗铃”之一种表现。大概是带点讽刺别人也嘲
　　笑自己的文人积习罢，于是我取了“矛盾”二字作为笔名。
　　但后来还是带了草头出现，那是我所料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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