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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代(1)


  一九〇九年夏季,我从植材学校毕业了,时年十三周岁。母亲准备让我进中学。那时中学只有府里有,也就是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地才有。杭州除了中学还有一所初级师范,有人劝我母亲让我考这个师范。师范学校当时有优越条件:不收食宿学费,一年还发两套制服,但毕业后必得当教员。母亲认为父亲遗嘱是要我和弟弟搞实业,当教员与此不符,因此没有让我去。杭州我母亲还嫌远,嘉兴最近,但最后决定让我去考湖州中学(其实湖州与杭州的远近一样),因为本镇有一个亲戚姓费的已在湖中读书,可以有照顾。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乌镇,又是到百里之远的湖州,所以母亲特别不放心。我和姓费的同乘小火轮,费是我的长辈,该称他表叔。到了湖州中学,原想插三年级,但因算术题目完全答错了,只能插二年级。

  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湖州中学的校长沈谱琴,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起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藜,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是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谱琴从不到校,他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其他的姓名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

  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够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至于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这比我在植材时所读的《易经》要有味得多,而且也容易懂。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起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样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有《孟子》。

  湖州中学的体育有“走天桥”、“翻铁杠”等。我第一次练习“走天桥”时,体育老师告诉我:眼朝前看,不朝下看,就能在天桥上来回走,走天桥是容易的,不比翻铁杠。老同学示范走过以后,老师叫我走。我记着眼朝前看,轻易从天桥的此端走到彼端,待要往回走时,走到一半,不知怎的朝下一看,两腿就发软了,不敢再走了,只好趴在天桥上,挪动身子,慢慢地爬到了彼端。其实天桥离地面不过丈把高。

  至于翻铁杠,我就无法翻。人家身子一跳,两手就抓住铁杠。我身矮,老师抱我上了杠,老师一松,我又落下来了。如此数次,惹得老同学们大笑,更不用说翻铁杠的能手了。从此我也不再学翻铁杠了。

  至于枪操,都是真枪。老同学告诉我,这枪能装九颗子弹,打完再装也不过半分钟就装好,熟练后只要几秒钟。这是从外国买来的,同学们就称之为“洋九响”。真有子弹,而且很多,放在体操用具的储藏室。

  我觉得体操不难,开步走,立正,稍息,枪上肩之类,我在植材时学过,但不是真枪,只是木棍。现在是真枪了,我身高还不及枪,上了刺刀以后,我就更显得矮了。枪不知有几斤重,我提枪上肩,就十分困难。枪上肩后,我就站不稳。教师喊开步走,我才挪动一步,肩上的枪不知怎地就下来了。我只好拖着枪走,真成了“曳兵而走”了。从此以后,体操这门课,我就免了。至于踢足球,我算是用尽力一踢,球只在地上滚了七、八尺。因此,同学们赛球时,我只在旁欣赏。

  每学期例有一次“远足”,我欣然参加了。第一次是到道场山,路不远,顶多三十里。我去时刚走不多路,便觉两腿上象挂了十多斤的铅条,就要在路旁休息。老同学知道我是第一次“远足”,便扶着我走,还扶着我跑,说练练就行了。如此挨到了目的地。也不知怎的,回来时我居然能走,不用人扶,不过总要掉队。

  现在想来,湖州中学的体操实在是正式的军事操练,“远足”也是“急行军”的别名罢了。

  后来事实证明,沈校长这样布置,是有深意的。

  我在湖州中学的意外收获是学会了篆刻。这是我在二年级下学平时,四年级一个同学教我的。他的父亲会篆刻。他喜欢在父亲工作时站在旁边看,久而久之,就看会了。据这位同学说:篆刻也分派,以能创新为贵。也要多看前人和同时人的篆刻,以广见闻。他还说:“包世臣的《艺舟双楫》谈到篆刻。”他还教我如何劈开平常的石章:用两根不太粗也不太细的铜丝相绞,使两股成为一股,同一般的麻绳相似,然后用竹片把这铜丝作为弦,成为弓形就成了。解剖石章时就用这铜丝弦作为锯子,象木匠锯木板一样就能把石章劈开。

  暑假到了,我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东西来做一把刻字刀。我家的纸店有刻木头的刀,能在木头上凿刻文字或图画。但样子和那个同学所用的篆刻刀不同,我怕不能用。结果,从破阳伞上折取一小段伞骨,是扁形的,宽不到裁衣尺上的一分,长有三寸。把这钢片托纸店的学徒磨成锋利的刻字刀,果然跟同学的特制篆刻刀相近似了。

  母亲把父亲遗留下的石章,任我支配。我不曾学写篆字,只好查康熙字典,依样画葫芦,用拓印法居然刻成第一个石章。所谓拓印法,也是那个同学教我的。其法如下:把字用浓墨写在薄的毛边纸或宣纸上,然后覆在石章上,用水使有字的纸润泽,再加覆干纸两三层,用指甲反复磨捺,然后尽去其纸,石章即有清晰的反面字。据那位同学说,老手不用拓印,就在石章上刻出反文,比用拓印法更流利而圆润。

  一个暑假就在刻石章中消磨完了。又该上学了。这是我在湖州中学的第二年,已是三年级的学生了。刚到校,就看见校长的布告:愿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者即报名,交费十元,五天后出发。我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报了名,同时写信给母亲,信中说:我现在身边有十来元,那是母亲给的半年的零用钱(母亲给我每月三元五角零用),如果母亲不赞成我去参观“劝业会”,那就用零用钱抵帐吧。

  真没料到,正在出发的前夕,母亲从民信局寄来了信并大洋十元。信中还说:“你在南京看到喜欢的书,或其它东西,只要你手头的钱够,可以买下,日后我再寄钱。”

  现在简略地说一说“南洋劝业会”的宗旨及创办经过。南洋(今称东南亚)各地华侨甚多,其拥有大资产者皆愿意为祖国之发展工业尽其力所能及。办“劝业会”就是为了招徕他们投资兴办工厂并传授管理工业的经验和技术。而且,“劝业会”陈列之物品多数为江南各省之特产,为南洋各地华侨所喜用,故亦有向南洋各地推销江南各省特产之作用。两江总督端方(满人)、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请获准(其实参与其事者也有华侨大资本家),在江宁城内公园附近紫竹林一带购地七百亩,建造会场,经费由官商分担。筹备了两年,“劝业会”于一九一〇年六月五日(宣统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开幕。

  校方包租了一艘大型小火轮,船上有官舱、房舱统舱,又拖带两条大木船,载人也装行李,从湖州到南京,行程二日二夜,我们一行共二百多人,包括教师四人,工友二人。在船上住的很舒服。船到无锡,我们上岸换乘火车。拂晓到达南京下关车站,猛抬头看见斗大的“南洋劝业会”五个闪闪发光的字,走近了看,才知是许多小电灯泡连串做成的。我们由教师引导,先到浙江会馆,但会馆早已人满,临时找到一座大庙,大家打地铺,四位教师也不例外。

  杨先生安顿了行李,就去访友,回来对我们说:“我们来迟了,但倒有好处。前几天只开放教育、工艺、器械、武备、卫生、农业等八个馆,可现在又加了江南制造局出品馆、安徽、山东、浙江、江西、四川、广东、湖北等馆,这些馆内除陈列各该省的特产外,也展出各地名胜古迹的模型。他们早来的只看到八个馆,以为仅此而已,就回去了,实在也不得不回去,因为人家等着你走,他才有住处。我们也只能在此三天半,所以迟到有迟到的好处,这正是老子说的祸福相依。”

  此所谓三天半,三天是参观“劝业会”各馆,半天是自由活动,或访友,或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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