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重庆”拾零_茅盾

“雾重庆”拾零

　　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我到重庆刚赶上了雾季。然而居然也看见了几天的太阳，据说这是从来少有的。人们谈起去年的大轰炸，犹有余怖；我虽未曾亲身经历，但看了水潭（这是炸弹洞）那样多，以及没有一间屋子不是剥了皮，——只这两点就够了，更不用说下城那几条全毁的街道，也就能够想象到过去的大轰炸比我所听见的，实际上要厉害得多。

　　然而“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也更趋莫明其妙，“雾重庆”据说是有“朦胧美”的，朦胧之下，其实有丑，但此处只能拾零而已。

　　重庆的雾季，自每年十一月开始，至翌年四月而终结，约有半年之久。但是十一月内，“逃炸”的人们尚未全归，炸余的房屋尚未修葺平整，而在瓦砾堆上新建筑的“四川式”的急就的洋房也未必就能完工，所以这一个月还没活跃到顶点。至于四月呢，晴天渐多，人与“货”又须筹备疏散，一年内的兴隆，至此遂同“尾声”，故亦当别论。除去首尾两月，则雾重庆的全盛时代，不过四个月；可是三百六十行就全靠在这四个月内做大批的生意，捞进一年的衣食之资，享乐之费，乃至弥补意外的损失。

　　而且三百六十行上下人等，居然也各自达到了他们的大小不等的“生活”目的，只看他有没有“办法”！有办法，而且办法颇多的脚色，自可得心应手，扶摇直上；办法少的人呢，或可幸免于冻馁，但生活费用既因有些人们之颇多办法而突飞猛进，终至于少办法者变成一无办法，从生活的行列中掉了队。有人发财，亦不免有人破产；所以虽在雾重庆的全盛期，国府路公馆住宅区的一个公共防空洞中，确有一个饿殍搁在那里三天，我亲眼看见。

　　这里只讲一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人物。浙籍某，素业水木包工，差堪温饱，东战场大军西撤之际，此公到了汉口，其后再到重庆，忽然时来运来，门路既有，办法亦多，短短两年之间，俨然发了四五万，于是小老婆也有了，身上一旗袍数百元，一帽一鞋各数十元，一表又数百元，常常进出于戏院、酒楼、咖啡馆，居然阔客。他嗤笑那些叹穷的人们道：“重庆满街都有元宝乱滚，只看你有没有本事去拾！”不用说，此公是有“本事”的，然而倘其他那一点水木包工的看家本事，他如何能发小小的四五万？正如某一种机关的一位小老爷得意忘形时说过的一句话：“单靠薪水，卖老婆当儿子也不能活！”

　　这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小小暴发户，今天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赖他们而兴隆；同时，酒楼、戏院、咖啡馆、百货商店、旧货拍卖行的老板们，也自然共同参加“繁荣市面”。

　　重庆市到处可见很大的标语：“藏钞危险，储蓄安全。”不错，藏钞的确“危险”，昨天一块钱可以买一包二十枝装的“神童牌”，今天不行了，这“危险”之处，是连小孩子也懂得的；然而有办法的人们却并不相信“储蓄安全”，因为这是另一方式的“藏”。他们知道囤积最安全，而且这是由铁的事实证明了的。什么都囤，只要有办法；这是大后方一部分“经济战士”的大手笔。如果壮丁可以不吃饭，相信也有人囤积壮丁，以待善价的。据说有一个囤洋钉的佳话，在成都方面几乎无人不知：在二十八年之夏，成都有某人以所有现款三四千元尽买洋钉，而向银行抵押，得款再买洋钉，再做抵押，如此反复数次，洋钉价大涨，此人遂成坐拥十余万元之富翁。这故事的真实性，我颇怀疑，然而由此可见一般人对于囤积之向往，也可见只要是商品，囤积了就一定发财。

　　重庆市大小饭店之多，实足惊人。花上三块钱聊可一饱的小饭店中，常见有短衫朋友高踞座头，居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中山装之公务员或烂洋服之文化人，则战战兢兢，猪油菜饭一客而已。瞎眼的诗人于是赞美道：劳力者与劳心者生活之差数，渐见消灭了，劳力者的生活程度是提高了。但是，没“办法”之公务员与文化人固属可怜，而出卖劳力的短衫朋友亦未必可羡。一个光身子的车夫或其他劳力者每天气命所得，或许是多于文化人或公务员，每星期来这么两次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也许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要是他有家有老有小，那他的“生活程度”恐怕还是提不高的。君不见熙熙攘攘于饭店之门者，短衫朋友究有若干？

　　“耶诞”①前后，旧历新年首尾，政治上愁云重重，疑雾漫漫，但满街红男绿女，娱乐场所斗奇竞艳，商场之类应节新开，胜利年的呼声嘈嘈盈耳，宛然一片太平景象。不过也有不值得“见之报章”的“小事”，为“胜利年”之例外点缀：例如，在那几天十多个青年“失踪”之后，居然出现于川东师范的防空洞内，也有人看见了，但关心者探询时所得的回答还是干脆的两个字：“没有！”又有一件小事，则发生于全市共庆元旦，铺张扬厉之日：事缘胜利年之元旦，大重庆的防护团与三青团都应扎扮停当，恭候检阅，某区（市外）奉到命令，即便转饬所属，着于元旦清晨集合，不得有误。

　　①“耶诞”基督教传说中的耶稣诞生日（公历十二月二十五日）。

　　讵料该区所属某乡名额上虽写明防护团员七人，三青团员五人，都共十有二人，但实际只有八位老乡两兼差；元旦之晨，此八位老乡果然全体出马，恭候带往大队集合，防护团之分队长一看总数八人，尚多一人，但如同时检阅，则八位既无分身之术，势必两面皆不能足额。于是各为奉队部之名誉计，两方互争足额，毫不相让，口舌不能解决，终至于拔枪相向。八位老乡在先还是没人儿似的坐在一旁看热闹，及见动武，则大骇而起，拔脚便逃。分队长与支部长喝止不住，盛怒之下，遂开枪制止，可怜子弹不生眼睛，八人之中，一人倒地，本来不足之名额，至是更少——但此时名额之争，倒又成为不关重要了。

　　新年前后，盛传“胜利年”中加强“文化建设”已有具体计划，单就文化事业费一项而论，将视去年增加数倍，而“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会”之经费则将由每月二万元增至六万元，云云。本来审查会诸公，贤劳过甚，凡属“免予登载”之件，必附加长批，某诗人叹为“不亚于胡风之理论大文”；又不但审而查之而已焉，时时且为作家删改文章，其点窜之妙，能使鹿变为马，白转成黑，每每一起放出，墨团盈纸（凡有删抹之处，例必浓墨涂抹，故曰墨团盈纸），作家捧读，啼笑不得；如此“精神劳动”，陪都文化界早已有口皆碑，是以骤闻经费将大增加，机构将大扩充，凡属笔耕之流，莫不认为右文之典，理所宜然，但事隔一月，案尚留中，谓为经费无所出耶，则本年度岁支票十余万万，区区每月六万之数，何啻九牛之一毛？但截到二月中旬为止，审查会仍以原有太少之人力应付繁重之工作，则为事实。

　　不过，似乎调剂的新办法是在采用。例如，有一向来无所谓的某书局，资本不大不小，出书若有若无，但既列肆而为书局，总不能不印一二套书，于是收进了有关抗战的文艺稿子若干部，且又拟办一刊物，稿费已经付出，刊物合同亦已签订，忽然奉到谈话之命，备聆转弯抹角之训词，结果老板知难而退，合同取消，书稿退回，稿费奉送。这一件事的做法，委实令人莫测高深。盖法令具在，书报内容倘有不妥，只消审查会“免予刊载”四字，便已一了百了，何必另生办法，转觉不大光明。唯一的解释，也许是顾全诸公工作的繁重，特为釜底抽薪。但也许是“空室清野”的战略应用于文化？究竟如何，书呆子们实在猜详不透，只能说，因其是雾重庆，故万事如堕五里雾中。

　　拍卖行之多而且营业发达，表示了中产阶层部分的新陈代谢。究竟有多少拍卖行？恐怕不容易回答。因为这一项“新兴事业”，天天在滋长。而且“两起类”也应时而生了，一家卖文具什么的铺子可以加一块招牌“旧货寄售”，一家糖果店也可以来这么一套，而且堂堂的百货商店内也有所谓“旧货部”。所谓“拍卖行”者，其实也并不“拍”而卖之，只是旧货店而已，但因各物皆为“寄售”性质，标价由物主自定，店方仅取佣金百分之十五，故与“民族形式”之旧货店不同。

　　此种没本钱的生意，自然容易经营，尤其是那些“两栖类”，连开销都可省。据说每家起均每日约有二千元的生意，倘以最低限度全市五十家计算，每天就有十万元的买卖，照重庆物价之高而言，十万元其实也没有几注生意好做。被卖的物品，形形色色都有，就只不曾见过下列三样：棺木、军火，和文稿。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比方说，一件磨光了绒头的毛织的女大衣，标价一百四五十元，立刻就卖出了；这好像有点出奇，但再看一看，所谓“平民式”的棉织品（而且极劣）的女人大衣，在“牺牲”的名义下也要卖到一百九十九元一件，就知道旧货之吃香，正是理所当然了。

　　旧货的物主，当然是生活天天下降的一部分中产阶层，可是买主是哪一路脚色呢？真正发国难财的阔佬们，甚至真阔佬们，对这些“破烂古董”连正眼也不会瞧一眼的，反之，三百元左右收入的薪水阶级，如果是五口之家，那他的所入，刚够吃饭，也没有余力上“拍卖行”。剩下来的一层，就是略有办法的小商人以及走运的汽车司机，乃至其他想也想不到的幸运的国难的产儿。这班小小的暴发户，除了吃喝女色之外，当然要打扮得“高贵些”，而他们的新宠或少爷小姐当然也要装饰一下，于是战前中产者的旧货就有了出路。

　　去年十二月尾，重庆各报登载了某院长①提倡的“食物营养研究会”的消息，并所谓“新生活维他命西餐”的餐单，——据说这是最节俭且最富于营养的设计；兹照录该餐单如下：

　　一、汤：黄豆泥汤。
　　二、正菜：猪肝、洋葱、烘山芋、酱豆瓣、青菜。
　　三、点心：糖芋头。
　　四、副品：菊花“维他饼”、花生酱、乳腐、维他豆汁、川橘。

　　①某院长指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他发起所谓“食物营养研究会”，无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现实，侈谈“国家之富强，多于人民之健壮；而人民之健壮，在乎食品营养之充分适宜”，以及“物价愈贵，愈要讲求营养”等等。

　　看了这餐单，谁要是还说不够节约，那他就算“没良心”；但是，如果懂得重庆粮价物价，不妨计算一下，这样一顿“新生活维他命西餐”，够一个平常人吃饱，谁要是说花不了一块五毛钱，那他也是“没良心”！一块五毛国币一市斤的米，一个没有胃病的人一个月光吃米就该多少？五口之家，丈夫有三百元的月入，两个儿女如果想进初中，那简直是很少办法；即退一步，不说读书，但求养活，则以每月三百元来养五口，实在无可再节约，而且也谈不到什么营养。

　　故对大多数人而言，今天的问题既非节约，更谈不到营养，而是如何活命。听说有在军事机关供职者，阶级是上校，月饷及其从津贴等等，共得二百七八十元，饭碗是铁饭碗，职务亦不辛苦，但吃亏的是油水全无，而此公又太老实，不会另寻“办法”，更该死的是家有老母妻儿都只会张口待哺，年复一年，借贷已经断了门路，典当亦更无长物，一日夫妇吵架，其谓“如此不如为妓”。那同志忿极而去，亦声言，“悉听尊便，自寻活路”。然出门后，其渐贫，仍思设法借钱，以济眉急，不料正待告假一日，长官又责其办错了事，申斥一顿，这位同志就连假也不敢请了，挨至散值，碰了几个钉子，才借到数升米的钱，急急回家，则家中已如活地狱——妻子不知去向，老母高悬梁上，饿了一天又受惊吓的小儿女躺在败絮里，跟死了差不多；这位同志心中一急，便拔出“成功成仁”，之剑，竟自“成仁”去了。

　　南温泉为名胜之区，虎啸尤为幽雅，主席与某院长别墅对峙于两峰之巅，万绿丛中，红楼一角，自是“不凡”。除此以外，属于所谓南泉市区者，无论山石水泉，都嫌纤巧不成格局，——甚或有点俗气。花溪本来也还不差，可是西岸的陪衬太糟了，颇为减色。这一条水里，终天来往着渡船，渡费每人一毛，包船则为一元。据船夫说：四五年前，渡船一共仅六七只，渡费每人一分，每日每船可得三毛；现在呢，渡船之数为六十余，每船每日可得五元。

　　去了船租二元，仅余三元。够一人伙食而已。今日之五元不及以前之三毛。然而出租渡船的老板们的收入，却是今胜于昔。据船夫说，他的老板就是南温泉一个地主，有渡船八只，每月可得租费四百八十元，一年为六千元强，去修理费每年约共二千元，尚可净余四千元。至于渡船的造价，现在每只约需六百元（从前仅四五十元），八只为四千八百元。一年之内，本钱都已捞回，第二年，所得已为纯利了。但这样的好生意还不算国难财，真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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