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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


  现在黄因明的脸色也变得庄重了,她的回答很恳切:

  “梅,不要多心。并没怀疑你。不过你的问题都是——我无从答复的。”

  “难道承认有一个梁刚夫也是‘无从’的!这不是你反对了从前的不装假么?”

  “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我还是永远不说假话。然而关于别人的或是和别人有关系的,我也不能对第三者公开。”

  “即使是认为可靠的朋友也不公开么?”

  黄因明微笑着,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她才慢慢地说:

  “梅,和你不相干的事,顶好是不管。将来我也许可以详详细细告诉你,但是今天不行。还是谈我嫂子的事罢。”“好!你的嫂子,我猜想来:一不曾做尼姑,二不曾自杀,三不曾闹离婚!”

  “都没有。在路上,我就把她劝好。”

  “那么,搁开你的嫂子我们不谈罢!”

  “但是还有些旁的事——”

  “但是还是不谈。记得你刚才说过,不相干的事不要多管呢。”

  黄因明苦笑了。她的眼光在梅女士脸上溜了一转,就站起身来,摇摆着肩膀。梅女士也站了起来,伛着腰摩平衣服上的皱纹,却又仰起头来说:

  “还有一个问题,不回答也由你:密司秋敏是不是认识的?

  你对于她有什么批评?”

  “认识。批评么?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意思的女人!”

  黄因明把“女人”二字咬得很重,好像她自己真不是女的。但到底这是坦白诚挚的答复,所以梅女士似乎也很满意。她拿起黄因明的手来紧握一下,就说“再会”。当黄因明去开后门的时候,梅女士向客堂里瞥了一眼,可不是依旧朝外挂着那幅《得利图》,只不过少了一排椅子,多了高高的两堆纸包,似乎都是些印刷品。

  在谢老先生家的梅女士的房里,有一封信等候着。在路上的梅女士心里,却等候着什么魔法的幻术将自己挺直些。刚才的耳闻目见,压在她心灵上,使她不能不意识到自己是在爬着走,虽然从下面瞥见了人们的若干底蕴,却无缘正视着她所热望的脸孔。她觉得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的被人家看作不可与庄言和不足信任。她烦闷地在心里问自己:难道当真他们都强过她么?这野猫似的黄因明,这幽灵样的梁刚夫,还有甚至于这一位没有什么大意思的秋敏?现在她多少总知道一些他们是干的什么把戏,她也早就听说有这么一种把戏,然而何必如此鬼祟,而且防贼似的防着她呢!

  “好罢!不要把人家看得那么低!你们会干的把戏难道我就不会?好,我们来比一比!希罕你们的秘密,你们的活动,倒要看一看谁厉害些!”

  当这个撞上来的主意在她心头回旋到第二遍时,她忘形地快活了,将黄皮鞋的高跟连敲着车上的踏脚板。车夫以为是到了目的地,便在路左停下来。梅女士惘然下车,将早就准备在手里的钱给了车夫,就匆匆地沿了行人道往前走,心里继续着思索如何去独立门户,做梁刚夫他们的所谓活动。她立刻筑起了许多空中楼阁,又随即一一推翻。对于这项新事业,她实在没有头绪。她以前不曾留心过政治。并且她以往的生活经验只把她训练成怎样去操纵一位多少有点色情狂然而不敢触犯旧道德的小官僚,小政客,或是小军人;她能够从秋敏女士那一类人的脸色举动读出他们的内心的活动,但是不能从报上的记载中嗅出社会的要求。

  她的脚步慢了,无助地举眼四望,这才诧异她自己站的地方离开她所住的鹏举里还有一站电车路。

  在阴暗的心情下,她走进自己房里,首先就看见了那封等候已久的信。她拿起信封来看一眼,马上又放下了。是徐绮君从南京发的信。无济于她目前的懊丧的一封信。但是思想却转到徐绮君身上了。三个多月前轮船到南京时和徐绮君久别相见的情形又回到梅女士记忆中,尤其是下关旅馆里的半夜话。那时江浙的战云正笼罩在沪宁路沿线,南京的道路偶语都是关于战祸将在何时爆发的猜测,那时徐绮君不是也谈着政局,不是也说过“反直”的政团怎样在南京暗中活动么?那时她——梅女士自己,岂不是说过对于政治没有兴味,而且还有“君子群而不党”那样酸气喷人的话么?可是现在,她却又跑到了那时的对面,当真两个月前听到的隐隐炮声会燃沸了她的血?

  梅女士忍不住苦笑了,很随便地拿起徐绮君的信撕开来。多么奇怪呀,有这样的事!梅女士难以相信似的揉一下眼睛,从头再读那张信笺,可不是明明白白写着:

  ……从前你提起过那位李无忌,昨天无意中遇到了。

  你说他从前缠住你,很使你讨厌,是么?现在他改变了。

  他不找恋爱,说是“无聊”的恋爱;现在他干政治运动,或者你会因此更讨厌他罢?可是他知道你在上海,一定要我说出你的住址;没有办法,我已经告诉他了。

  梅女士撩开了那封信,躺在床上想。政治运动?什么政治运动!也许就是梁刚夫他们一党罢?那样小丈夫气的李无忌也是一伙么?梅女士真觉得自己想独立门户的念头是很对了。她所看不起的人们都在那一边,都是一伙,而她自己却被视为不足道,不堪信任;天下事就是这么颠倒可笑!这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果然将她挺直了。素来私衷敬爱的梁刚夫,此时在梅女士的眼前,也变成了卑污渺小。

  她渐渐替自己规划出课程来了:留心看报,去接触各方面的政团人物,拿一付高傲的脸孔给梁刚夫他们瞧。她的反感太厉害,所以她觉得这第三项也是必要的。

  但到晚餐时,梅女士又知道还有第四项功课在等候她。谢老先生已经替她找得了教法文的先生,是一位天主教的老牧师。梅女士没有法子,只好把上午的时间答应给法文先生。可是却没有料到因此她连晚上也不能出去逛了。老牧师太厉害,每天要逼着背生字。

  这么两头忙着,所有的预算便都出了岔子,不过日子是过得更容易,十一月的日历快要扯去一半,报纸上每天载了许多促开“国民会议”的呼声。一些向来没有人知道的“公团”突然露脸,今天一个宣言,明天又是一道“快邮代电”,似乎全上海的人心真在那里为了“国民会议”而跳动。梅女士再没有心情去研那些le,la,Ies了,先撒一个谎,就给老牧师十天的休息。似乎要补偿过去的损失,她整天在外边跑。首先去找黄因明。没有见到。她那个房子里又换了一班人,全是些面熟陌生的青年,而且大门上多一条洋铁招牌,好像是什么“上海各界促进国民会议临时办事处”。可是第二天上午,梅女士也挤在法大马路外滩码头前看人家欢迎总理的热闹,猛然瞧见黄因明了。这位野猫女士穿着灰布长袍,拿了很厚的一叠印刷品,在人丛中分发。

  “因明!忙什么?”

  梅女士踅到黄因明背后,轻声唤着。

  黄因明似乎吃了一惊,疾转过头来,见是梅女士,便回答一个微笑。

  “才五六天不见呢,你又搬了家么?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

  “没有搬呀!你到了同孚路么?”

  “昨天刚去了。人倒见了不少,问来问去,都说不知道;

  我也没有上楼去。”

  “哦,他们只租了楼下客堂。楼上住什么人,他们不明白。”

  “难道他们的事不和你发生关系么?”

  前面人丛中突然爆出一片鼓掌声来,还夹着些含糊不清的呐喊。黄因明没有回答,伸长了脖子就往前挤。汽笛声也听得了。梅女士很巧妙地从人们颈脖子树林的罅隙往外张望,看见一条小火轮已经靠近码头,而在码头进口的铁栏边,在波动着的人头上,蓦地伸出半截身体来,圆胖胖的紫酱脸,宽袍大袖的肥手儿,捧了一张红纸,打起蓝青官腔拉长了声音唱一些什么,但达到人们耳朵里的,只有尾巴上的两个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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