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炼(28)_茅盾

二八

　　赵克久也看见了：乡下人前面，侧身相对而立的，一个是孙排长，另一个却是“油煎猢狲”。孙排长旁边还有两个兵。“可不是！”得意洋洋的“油煎猢狲”冷冷地说。“拿不出见证来，就是诬告。做汉奸，给抓住了，哼，倒又诬告好人，这是罪上加罪！而且一定有人指使！”他把脑袋伸到孙排长的耳朵旁边，又加了一句，“我看这家伙一定还是个共产党！”

　　孙排长的浓眉动了一下，圆眼睛溜过去看看那乡下人，又溜回来看看那“油煎猢狲”，阔嘴巴闭得紧紧地，不置可否。

　　那乡下人，背贴在墙上，不声不响，也毫无表情。

　　“怎么一回事？”赵克久忍不住轻轻问了一声。

　　孙排长转过脸来，一对圆眼睛在克久和克芬身上溜了一个圈子，还认得这是镇长的少爷和小姐，便答道：“一个有汉奸行为，当场被弟兄们抓住；一个有指使那个犯罪的嫌疑，可没有见证。”

　　“哦，什么汉奸行为？”赵克久又问。

　　“油煎猢狲”听得孙排长说有“指使的嫌疑”，便怒气冲冲叫道：“怎么？你相信他的屁话？”

　　孙排长不理“油煎猢狲”，却回答赵克久道：“昨天不是有敌机过境么？弟兄们发见河那边坟堆上有一块大白布。这不是给敌机指示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查出来，白布是他放的，”孙排长返手指着那乡下人，“他亦不赖。可是他说，他怕敌机炸了他的祖坟，有人指点他，放一块白布，敌机就不会下蛋，他相信了，他上了当！”

　　孙排长说这番话的时候，“油煎猢狲”在一旁连声冷笑；等到孙排长的话说完了，“油煎猢狲”仰起脸放声大笑，而且像演说一般对在场看热闹的众人说道：

　　“各位听听，什么保护祖坟，有这样的傻瓜么？再说，我在镇里，他在乡下，河水犯不到井水，怎么一口咬定了是我指使，那不是白日见鬼么？”

　　“苍蝇不抱没缝的蛋，”孙排长不耐烦地说，“我是奉命办理。有你的事也罢，没你的事也罢，多少要请你到连部去一趟。废话少说，走罢！”

　　围绕着的人们纷纷往后退，让出一条路来。孙排长还对赵克久兄妹举手致敬，就带着“油煎猢狲”和那个乡下人走了。这当儿，人丛里却沸沸腾腾发出了各种的议论，有的说那乡下人太笨，但大多数人却看到“油煎猢狲”也被拉走而感到痛快。

　　赵克久也是感到痛快的一个。克芬却担心那乡下人最后还是要吃亏。他们两个谈谈说说，早到了万昌号，找着谢吉生，告诉他要开“慰劳大会”，请他帮忙；谢吉生一口便答应了。

　　下午三点钟光景，钱科长所发动的“民众工作”像是火车站附近石子路上的独轮小车，格楞格楞地在进行了。镇公所和商会所在地的关帝庙内，赵朴斋和谢林甫、王保长，以及镇上其他够资格的人物，足有两打之多，又坐在那两张八仙桌拼起来而铺着白布的“会议席”周围。赵朴斋宣布开会宗旨：慰劳抗战将士具体办法。他小心地把钱科长口授的一套话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十分卖力，不折不扣流了汗。

　　另一方面，在赵镇长的大厅上，“慰劳大会”的筹备会由钱科长亲自主持，也热烈地开始了。这里筹备的，主要是“精神慰劳”，属于“出力”这一类。钱科长表示：政训处工作人员本就不多，而来到这镇上的，连他“本人”在内，也不过四五位，因此慰劳会的节目，势必借重当地的热心积极分子。这一来，赵克久和谢吉生的责任便异常重大了，发言也就踊跃。然而，形式也不免随便些。徐氏少奶和小良也出现在这“庄严”的场合，作为旁听，而且徐氏少奶怀里还抱着个小英。

　　关帝庙内的会议照例是一阵松懈一阵紧张的。现在他们也进入了讨论的阶段了。他们所讨论的，主要是“物质慰劳”，用一位参加者的直捷了当的说法，就是要大家挖腰包；因而数目的多少颇费斟酌。所有出席的两打人物争着诉苦叹穷，把会场空气弄得十分凄惨。号称足智多谋的谢林甫既得想法为自己减轻负担，又得筹划如何顾全“同人”的利益，把最大部分（或几乎全部）的负担都转嫁到不够资格来关帝庙与闻这件大事的本镇居民；他不大开口，可是他的脑筋却没有一秒钟停止了转动。他也流了汗了。

　　赵府大厅上这时却也发生了数目字的问题，然而这里的情绪还是轻松而快乐。他们在讨论“慰劳会”该有多少游艺节目。原则上当然愈多愈好，谁也没有异议。赵克久是个大刀阔斧的脾气，主张至少是十个节目；克芬爱热闹，拥护了她哥哥的主张。办事比较实际的谢吉生却反对道：

　　“你也算算，有没有人担任呀？你们兄妹俩担任多少？”

　　关于“游艺”，赵克久确是什么也不会，除了足球；然而“慰劳会”中即使可以有足球表演，一个赵克久也太不够。不过他是不肯认输的，而且他也有他的“估计”。他说：

　　“两位女同志，每人来两个；剩下的六个，国民小学的教员和学生可以包办了去。”

　　“不行，不行，”小陆马上声明，“我和小陶合起来只能担任一个罢哩！”

　　“国民小学的实力，”谢吉生又不慌不忙说，“我比你知道得清楚些。五个女教员，三个是城里人，早已回家去了。剩下的两位，凑半个节目也是勉强的。那半个节目呢？当然是男教员们的责任。除了出名的驼公不算，男教员也实得两位。”

　　“可是也还有学生。”赵克久依然坚持他的主张。

　　“可是所谓节目者，总不好意思太敷衍。如果一个小学生上台唱一支歌也算一个节目，那不用说十个，一百个也容易！”

　　现在赵克久只好不作声了。使他失败的倒不是谢吉生的咄咄逼人的词锋，而是他自己实在一点也不明了国民小学的内情。高坐在主席地位的钱科长正想行使“最后决定的特权”，忽然那旁观的徐氏少奶忍不住开口了：

　　“芬妹可以来两个啊。一个是唱，又一个是舞。”

　　“怎么，怎么？”克芬发窘地四顾，“我可不会跳什么舞！哦，大嫂，我倒忘记了你！”克芬笑着，一转身就把徐氏少奶硬拉到会议桌的前面，“谁不知道你是天赐庄唱诗班里的头儿尖儿！”

　　钱科长和两个女同志的眼光都转到徐氏少奶身上。谢吉生也望着她点头微笑。谢吉生也是在苏州的教会学校念过书的，他知道克芬那句话不是开玩笑。“可以答应罢？”他看着徐氏少奶轻声说。

　　徐氏少奶虽然猛不防被克芬捉住了，却并不慌张。她笑了答，落落大方地回答道：“五六年不唱了，怎么行呢？忘记得精打光了！”

　　钱科长觉得应当宣告讨论终止，把这“技术问题”赶快结束；他胸有成竹地决定了游艺项目是八个，大家都应当“尽其一切”，想法来凑足这个数目。

　　关帝庙内的一群，现在也从苦闷转而为快乐，大家有说有笑。他们不但一致决定了颇为得体的一个数目，并且也把筹集的方法弄得相当冠冕堂皇。赵朴斋的绸长衫背上湿透了一大块。谢林甫把一方手帕吸足了汗水，依然满头满脸布满了珍珠，其余各位，大家也都流了汗了。然而这汗全不是白流的，各位的钱袋因此保持了原状——至少是近乎原状。

　　这时候，国民小学内也不寂寞。刚从上海公毕回来的周副官正和刘梁两位连长谈论他晋见团长的结果。离他们谈话的房间不过十多步，在那本来是校役室的小房内，上了“油煎猢狲”一个大当的那个乡下佬，正在苦苦地哀求孙排长。

　　周副官眉飞色舞谈着上海的吃喝和玩耍。这位生长在西南山乡的家伙，倒也不是十足的土老儿，他在汉口住过，这一次又到了南京、无锡、苏州，然而他的眼力毕竟不错，他断定了上海是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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