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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民
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爱争辩的人，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
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在上中学期间，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上了；16岁时便博得“南国诗人”称誉。17岁时被郑振铎、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游学欧洲期间，以法文在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诗作，又将王维、陶渊明等的诗歌译出发表，得到罗曼
·罗兰的非常欣赏；他同时与法国现代派大诗人保罗·瓦雷里有密切交往，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还由这位大师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28岁回国，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后陆续在南开、复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教学著译，终生不渝。
梁宗岱的好争辩是有了名的。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读到韩石山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三十年代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沈从文等人，阵容名气之大，一时轰动文坛；梁宗岱与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信末说：“这种问题（即诗，笔者注）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口罗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否则谁乐意就“诗”的问题讨论几天，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
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后，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而又要争辩的产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定非常有趣，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
然而，正是因为对学术问题如此痴迷，如此投入，如此一定要争辩到打斗的精神，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三十年代，他出了两本不厚的文艺论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八十年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合集再版后，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很大反响；此书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不多的外国诗译，至今仍是各种选本的收录对象；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此译文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诗人余光中作了长序，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由于译稿被“文革”火毁，只余半部面世，便就这半部，便有海外学者比较认为：是目前内地五部《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
好争辩，似乎在近来很难被人接受了。可只要是纯粹学术的，争辩肯定有益于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深入理会问题的。它可以使人摆脱片面，从而追索到学术底蕴，使得问题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接近学理的本真，梁宗岱先生的著译可以为证。当然，这争辩必须是纯粹学术的，可惜眼下为学术这般投入争辩的执著人几乎见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