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七章文学生活八、诗(4)

第七章文学生活八、诗(4)

　　这样的写法，已比较暗譬更进一步，它是一种诗意与自然合调的信仰，这使生命随着人类情感的波动而波动。

　　此种泛神论或引自然为同类的感想语法，以杜甫的绝句《漫兴》一诗，所见尤为明显。它接续的将自然物体人格化，用一种慈悲的深情，悯怜它的不幸，一种纯清的愉悦与之接触，最后完全与之融合。此诗之首四句为：

　　眼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觉莺语太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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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字面像“无赖”、“丁宁”、“莺语”，间接地赋予春及莺鸟以人的品格。接着又推出对于昨夜暴风的抱怨，盖欺凌了他庭前的桃李。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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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对于花木慈惠的深情又反复申述于末四句：

　　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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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一次，杨柳柔美地飘舞于风中，指为颠狂；而桃花不经意地飘浮水面，乃被比于轻薄的女儿。这就是第五节的四句：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去，轻薄桃花逐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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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泛神论的眼界有时消失于纯清的愉快情感中，当在与虫类小生物接触的时候，似见之于上面杜诗的第三节第四句者。但是吾们又可以从宋诗中找出一个例子来，这是叶采的一首《暮春即事》：

　　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入砚池；
　　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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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眼界的主观性，辅以慈爱鸟兽的无限深情，才使杜甫写得出“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那样活现当时情景的句子。此处吾们认识了中国诗的最有趣的一点——内心的感应。用一个拳字来代替白鹭的爪，乃不仅为文学的暗譬，因为诗人已把自己与它们同化，他或许自身有了握拳的感觉，很愿意读者也跟他一同分享此内在的情感。这儿吾们看不到条分缕析的精细态度，却只是诗人明敏的感觉，乃出于真性情，其感觉之敏慧犀利一似“爱人的眼”；切实而正确，一似母亲之直觉。此与宇宙共有人类感情的理想，此无生物之诗的转化，使藓苔能攀登阶石，草色能走入窗帘。此诗的幻觉因其为幻觉，却映入人的思惟如是直觉而固定。它好像构成了中国诗的基本本质。比论不复为比论，在诗中化为真实，不过这是诗意的真实。一个人写出下面几句咏莲花诗，总得多少将自己的性情融化于自然——使人想起海涅（Heine）的诗。

　　水清莲媚两相向，镜里见愁愁更红。
　　秋罗拂水碎光动，露重花多香不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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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作诗笔法的两面，即它的对于景与情的处理而熟参之，使吾人明了中国诗的精神，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两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吶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343-290）、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689-740）和疯僧寒山（约当公元900年前后），相近于杜甫的诗人为杜牧（803-852）、白居易、元稹（779-831）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1081-1141）。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感性诗人以爱情诗著称，像李贺（李长吉，790-816）、李商隐（813-858）和与之同时代的温庭筠、陈后主（531-604）以及纳兰性德（清代旗人，1655-1685）。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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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宦，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
　　直斩长鲸海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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