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徇私舞弊和礼俗

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三、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那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自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赀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原文系to squeeze 二字，有压榨的意思）。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怕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人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人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为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其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埃默森（Emerson）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向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自己人布满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售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在线冲锋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的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下雨天只有一辆可载客八十多人的车子。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对象——那么这位军官的公益心是在那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的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哩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所以这件案例十分典型：可以显示乡野农夫天真的礼貌与速度化时代相互间的不能适应；显示政治的紊乱，促成了个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显示缺乏以新的社会意识做基础的传统，而这是需要时间来成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里面存在着共产式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般的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的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