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与吾民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一、缺乏公益心

第六章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一、缺乏公益心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词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节令。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联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做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喜欢打扑克，不喜欢打桥牌。中国人喜搓麻将，固已久着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桥牌。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作者尝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的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须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沿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唯一答句即为缺乏公益心。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闇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的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性，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心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中国人之缺乏公益心，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双周刊》（一九三二年创刊的杂志，以提倡即兴的中国幽默为宗旨）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者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殊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者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他们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象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她们是为了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之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微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的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情面、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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