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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日战争之我见 蒋介石其人其谋(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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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一下蒋介石的心理当是十分有趣,然而这里讨论的只限于他在现今这场战争中的领导心理。他用武力和高明的策略战胜了他的老对手,统一了中国,这并非易事。他比吴佩孚和袁世凯要摩登得多,这两人没有能够在共和的旗帜下完成军事统一中国的大业,但他却做到了。他在1927年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向武汉政府挑战,并且在南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从而改变了国民党历史的整个进程。战争爆发前的11年间,他使南京政府变成了中国稳定的国民政府,成为中国内部进行重新建设的基础和中心。他大大小小打了约12次内战,有时甚至是和强大的联军作战,但他最后总是靠枪杆取得了胜利。他用智谋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和军事敌手,使他们总是感到自己一错再错。他曾经收买或者出卖过不少将军,并且善于临时利用某些政治集团以达急功近利之效。他不得不与这样一群鱼龙混杂的政治家们打交道,进行最激烈的内部的明争暗斗,他不得不忍受某些邪恶势力的存在,直到有朝一日把它们铲除干净。他必须建设一个能在一起工作的新政权,尽管这个过渡时代所提供给他的仅仅是一些不完美的官员。他与每一个朋友交战,又与每个敌人重修旧好。他让军事上的敌手,被自己打败的唐生智将军,在自己的秘书处里任职。唐生智后来虽曾反叛,最终却又重新投奔到他的麾下。他在1932年上海抗战之后的一年半里,使中国人眼中的所有的十九路军英雄们名誉扫地,他收买了与他交战的军阀手下的将军们(无法收买的共产党军官们除外),他切断真正强大的对手们在各地的联系,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军队。他任性、老练、精明、富有远见、执著、顽固、冷漠、残酷、工于心计、狡诈、野心勃勃,并且爱国。他成熟、视野开阔,能以中国的利益为重。他幻想一个强大、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幻想自己成为它的领袖,这两个幻想同时出现在他的心目中,互不可分。 就个人而言,他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讲演几个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至于他的民族领导的地位,不管战前战后,我以为他都在十分危险的时期熟练地掌握着国家的航向,他也犯过致命的错误,但比常人要少。我已指出了他在放弃满洲和1932年上海抗战这两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不近人情的内心冷漠,他是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这样做的。他一直在拖延时间,避免与日本作战,在等待着中国可以团结起来,有力量对日作战的那一天。在1932年至1935年期间,他利用在政府和外交部中的亲日集团,向日本磕头,他经常离开南京,尽量避免在谈判中抛头露面,他要么呆在牯岭,要么与共产党作战,要么坐飞机从这个省飞到那个省与任何他可以找的并且可以与之斗争的人和事作斗争,或者至少可以视查一下城市的供水装置和河堤。这种花招玩的时间太长了,以至那时蒋介石返回南京进行一次飞行访问也被视为一起不得了的事件,日本恼怒至极,最后要求直接与蒋介石本人谈判。这成为了他的殊荣,在江精卫被刺未遂之后,蒋介石重掌谈判的大权,日本直接与蒋介石本人对话,这时,在中日谈判中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在为期83天的谈判中,从1936年的9月中旬到12月初,日方每提出一个条件,中方就提出一个相反的条件作为交换。比如,日本要求在中日之间开辟飞机航班,中国的交换条件是要求日本飞机停止在中国领空的飞行;日本提出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外交部长则提出派遣部队去消灭在满洲的共产党!在中日谈判史上,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 人们很可能会相信蒋介石是故意向日本屈服长达五六年,以便让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愤懑情绪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看法也许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那些年月里的忍耐和屈服确实增强了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是蒋介石想等待,直到他不能控制民族的情绪,然后才起来抵抗吗?我个人以之为否。事实上,等待对中国有利。蒋介石确实等待了,他一直等到自己确信有各派领袖的广泛支持,知道在与日本作战的同时背后不会遭到暗算。这后一点,即内部分裂,是很有可能发生的,日本人从发动对华战争的那天起就对此寄予希望。这一点已经被蒋像变戏法一样地变掉了。 我以为蒋介石利用汪精卫以及察哈尔-河北临时议会与日本周旋的真正动机,是要在与日本开战之前建立起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且一心要消灭掉共产党。现在得承认蒋介石有反共的情结,这是从与鲍罗廷共事以来就开始的。他认为自己能够剿清共产党。但他不能。于是,他剿共的决心就越大,直到这成为他的顽固成见。贿赂共产党的官员已经证明是无效的。他花费了长达7年之久的大好时光,枉费了相当一部分的国民收入,与共产党打仗,进行了5次围剿,投入了越来越多的人力与物力,直到1933年末的第五次围剿,他纠集了近100万军队,设立了封锁线切断了他们的盐、食物和医药用品的来源。他“修建了数百英里的军事公路,成千上万的防御工事,并用机枪和大炮把它们连接在一起,缓慢地进逼,缩小包围圈。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些是埃德加·斯诺在他引人入胜的长征故事(《红星照耀中国》)中所描述的情况。他说,蒋介石“在苏区周围修建了一道‘长城’,组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坚固的包围圈。”然而,他还是未能成功。共产党仍然在和他捉迷藏;他们被迫退出了江西根据地,却集合了他们的全部人马,男女老幼,党员及非党员,拆除了工厂的装备,携带着他们的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于1934年10月16日向西北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长征。他们突破了国民党在西部的封锁线,走出了几乎是无法通过的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和西藏交界处的山区,历时368天,行程6千英里(18088里),于1935年10月20日到达陕北。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有一次遭遇战,跨越了12个省,翻过了18座山脉(其中4座是终年积雪的),强渡了24条河流,打垮了10个省的军阀的围歼部队,然后在陕西安营扎寨,并且日趋强大起来,以至于在次年威胁到了山四的太原,再次年,迫使蒋介石本人在西安接受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一个超人之举,全靠精神和士气取胜。埃德加·斯诺说,此举使得“汉尼拔①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看起来就像一次休假的远足”。 ①汉尼拔(Hannibal,前247~前183或182),迦太基统帅。曾于公元前218年春率约6万军队远征意大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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