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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学生活 西方文学的影响(3)


  在1928~1929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长长短短有超过100本的俄国文学作品,以狂热的速度涌进中国的图书市场。这时,国民政府才真正从梦中醒了过来。这些书籍的作者有:卢纳察尔斯基、里亚比丁斯基、米歇尔斯、法捷耶夫、革拉特科夫、柯伦泰、希什科夫、罗曼诺夫、皮涅克、奥格涅夫、索斯诺夫斯基、沙基涅、雅科夫列夫、阿列克、塞·托尔斯泰、杰米多夫、爱伦堡、阿罗塞夫、巴别尔、卡萨特金、伊凡诺夫、伊娃、卢滋、桑尼卡夫、塞佛林娜、巴赫米大夫、费定、绥拉菲摩维奇、普里希雯、谢苗诺夫、肖洛霍夫、尼·瓦、维塞里、左琴科、特列季亚科夫、索保尔、科罗索夫、福尔曼诺夫,以及菲格涅尔。这里我们当然还未曾提及革命前的“伟大的俄国人”,诸如普希金、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他们在这之前就为读者所熟知了。契诃夫的全部作品已被翻译了过来;托尔斯泰的作品译出的有20部,其中包括篇幅冗长的《战争与和平》(节译)、《安娜·卡列妮娜》和《复活》。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一位深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他的7部作品,包括《罪与罚》均已译出);屠格涅夫也早已为人们熟知(他的作品21部已译出)。跨越两个时代的高尔基自然是人人皆知的。厄洛圣卡夫、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跋绥夫由于鲁迅的影响也很受欢迎。作为一个狂热追求俄国式东西的标志,我们可以提及以下这个奇异的事实:那就是在100多部革命后出版的作品中有23部有两种以上译本,由不同的公司几乎是同时竞相出版发行,其中有四部同时有3种译本。在较为流行的作品中,也许应该提一下柯伦泰夫人的《红色的爱》(2种译本),革拉特科夫的《水泥》(3种译本),奥格涅夫的《科斯佳·里亚布采夫的日记》(3种译本),阿尔志跋绥夫的《萨宁》(3种译本),绥拉菲摩维奇和皮涅克的各种各样的作品,西什科夫和伊凡诺夫的戏剧,以及卢那察尔斯基的评论文章。

  让年轻的中国一次吃掉这么多东西,看起来是多了一些,倘若产生消化不良倒也无可厚非。怪不得霍桑和阿纳托尔·法朗士都已绝望地过时了。当局现在揉着自己的眼睛,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正试图做着什么。他们到底能做什么,结局如何,无人能够预料。新闻检查容易实施,近来也已经付诸行动。难办的是,怎样才能使人们对现状感到满意,有三种途径可达此目的。其一,谋些好差事给那些作家,这方法有时也挺管用的。其二,禁止那帮作家发泄愤满之辞,这自然是愚蠢之举。其三,把现状改进得让国家民族确实满意,这仅仅靠新闻检查部门是做不到的。中国人现在可分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派,且后者居多数。除非是做大量建设性的工作,提出些踏踏实实的设想,保持平衡的批判思维能力,否则光靠标语口号,靠华而不实的唠唠叨叨,是不会造就出一个新国家来的,无论它是共产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老一辈中国人想把中国拉回儒家学说的轨道上,包括对妇女的幽禁,对寡妇守节的崇拜等等,但这反而会使新一辈中国人冷漠反感。与此同时,那些共产党的理想主义者,腋下挟着卡尔·马克思的著作,蓄着蓬乱的头发,抽着俄国卷烟,不断地攻击这个,指责那个,也解救不了中国的苦难。文学这东西,依我看,仍旧是文人学士茶余饭后的消遣,旧派也罢,新派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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