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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学生活 一种区分


  中国人把文学分为两种:教化的和娱乐的,或称为“载道”的与“抒情”的文学。两者的区分显而易见:前者是客观的,阐述的;后者是主观的,抒情的。中国人都声称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基于这一观点,他们便看不起小说和戏剧,认为它们是“区区小技,不足以登文学之大雅之堂”。而诗歌则不然,他们不仅不轻视,其修养与尊崇程度且远胜于西方。不过事实上,中国人全都在暗地里阅读小说和剧本。一位官员在他的文章中可以大谈其仁义道德,然而在私下的谈话中,你可以发现他对《金瓶梅》和《品花宝鉴》中的男女主人公了如指掌,前者是典型的色情小说,后者的同性恋等淫秽描写与前者也不相上下。

  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教化的文学”从总体上看质量较次,充满了道德说教的陈词滥调和极为幼稚的推理过程,并且由于害怕被斥为左道邪说,其观点也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故而中国文学中有可读性的部分只是西方观念上的文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亦即想象的文学而非观念的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本非经济学家的学者在写有关赋税制度的文章,不会持镰的文人却在写农业的状况,并非工程师的政治家在写诸如“黄河保护方策”(最为普通的话题)等文章。就学者们的观点而言,他们只不过是在孔学之中翻翻筋斗,在孔庙门庭里寻找牛毛而已。他们谴责庄子这位对孔学最伟大的诽谤者,然而他们都读庄子的著作。他们中有人甚至敢玩玩佛教经典,不过他们对佛学的崇拜是浅尝辄止,他们对素食主义也是半信半疑。他们害怕被视为异端邪说,就像达摩克里兹害怕头顶上随时可能坠落下来的利剑。这就是对独创性的恐惧。那些自发的文学,总是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心灵的自由驰骋”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孔门里的筋斗”翻得无论多么娴熟,也只是孔门里的筋斗而已。

  ①达摩克里兹之剑,比喻迫在眉睫的危险事物。

  不过,在一个学者如云的国家,仁义道德反复讨论了2500年,观点毕竟不可能没有重复。事实上,科举考试中的一流作品,要是译成简单的英语,其单纯幼稚程度准会让英国的读者瞠目结舌。出自一个伟大头脑的文学巨制给人们的印象却如跳蚤游戏一般滑稽。于是,作家只能在小说和戏剧的天地里发挥他的创造力,舒坦他的自我,展示他的想象力。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反映人类心灵的文学,都发源于抒情。观念的文学也是如此:只有发自人们内心的观点才会留存于世。早在1795年,爱德华·杨就在他的《论独创之文》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17世纪一位杰出的批评家金圣叹曾在其著作中反复指出“诗者,人之心头忽然一声耳,不问妇人孺子,晨朝夜半,莫不有之。”文学的起源就是这么简单,尽管有文学教授用修辞和作文的技巧来加以拖累。金圣叹还说过:“文人非勉强说话,非被迫而说话,但意会所到,出白天机,有不期说而说者。有时叙事,有时舒其胸中积慷,所言者既已尽所言,即搁笔不得赘一字。”文学作品之所以有别于一般作品,就在于它写得美,一般作品则不然,而美的作品则能够流传下来。

  文学起源于抒情,这使我们得以把文学看作人们心灵的反照,并把一个民族的文学看作这个民族精神的反照。如果把生活喻为一个大城市,那么写作就是屋顶上的天窗,人们通过这个窗口观察生活。阅读某人的作品,也就是从这个人打开的天窗来看生活,因而也获得他对生活的观点。星辰、云朵、地平线上的层峦叠蟑以及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和各家屋顶等等,都还是原来的样子,然而通过不同天窗看到的城市却各有其独到之处。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文学,无疑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心灵是怎样看待生活的,而他们的表达方式又是如何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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