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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人 退化


  “退化”是一个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名词,因为它的意义只能是相对而言。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吸尘器,现代人在衡量别人的道德水准时总是看其清洁程度。认为狗甚至比人更文明,因为它每星期都沐浴一次,冬天还要戴上护肚。我曾听到过有同情心的外国人说,中国农民过着“牲畜一样的生活”。他如果想拯救这些中国人,第一件事情看来就是给农民的茅屋及器具来一次全面消毒。

  然而,不是污垢,而是对污垢的恐惧,才是人类退化的标志。依靠外部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身心健全程度是危险的。事实上,欧洲人生活在暖气烧碍过热的寓所里,乘豪华小轿车,其求生的本领,断然不如那些生活在又低又矮,未经消毒的茅屋里的中国农民。在孩子和野蛮人中自然存在的残酷本性也并非人类退化的标志。相反,退化的标志是对疼痛与苦难的畏惧。一条只知叫不知咬的狗,作为一位夫人的爱犬,被带着招摇过市,是一只退化了的狼。即使是杰克·邓姆普赛式的魁梧,也不能用来证明赛场以外人类的荣耀。能用来证明的只能是人们工作与过幸福生活的本领。即使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动物,它的身体是一个更为敏感、复杂的有机体,有各种特异功能,有更优良的意志,这样一种动物也不见得就比人类更茁壮,更健康,因为要考虑的是它的生活能力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衡量其体格与精神健康与否,要看他是否能做好他的工作,享受他的生活,看他对生活的适应力。

  ①杰克·邓姆普赛(Jack Dempscy),美国拳击手,1919~1926年的世界重量级冠军。

  即使我们单纯考虑身体现象,也可以明显看到几千年来文明生活影响的痕迹。中国人使自己适应了这样一种需要耐力、反抗力、被动力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他已经失去了一大部分征服与冒险的智力和体力,而这些都是他们原始丛林中祖先的特征。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却发现它最好的用处是制造鞭炮,共他们的祖辈做生日用。这的确是中国人的幽默,完全象征着他们对发明的态度。就是说,发明要用于和平的目的。在艺术中,他们讲究精美而不讲究力度,其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在体格上失去了不少过去的活力,以至本能上变得圆滑起来;在哲学上,他们讲究合情合理,不讲究敢作敢为,这一点也许可以从中国人圆圆的下巴和没有定形的脸庞上看出一二。

  除此之外,中国人蔑视体格上的勇猛,蔑视体育运动,普遍不喜欢艰苦的生活,特别是城市资产阶级,这些都与体力衰退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在电车上还是在职员会议上,欧洲人与中国人坐在一起时,你总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资产阶级不卫生的生活方式,寓所烧得过热的暖气,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的斜肩与无精打采的眼神。欧洲学龄儿童与中国学龄儿童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在竞技场上,那些父母有一方是欧洲人的男孩子,明显与众不同。他们速度快、灵活、精力充沛,尽管他们在耐力竞赛时很少取胜,学术造诣从来也不如中国人。一位叫鲍罗廷的人自吹在1927年的汉口国民政府中有相当的权力。这是因为这个精力旺盛的俄国人做着三倍于中国官员的工作。他可以游说中国领导人直至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见,以免被这位俄国人纠缠不休,而这位俄国人在他国内也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

  ①鲍罗廷(Michael Borodin,1884~1952),苏联人。1922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顾问,1925年在广州为国民政府最高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

  许多在上海的欧洲人奇怪,他们的中国朋友为什么往往中途退出他们的社交性谈话。其实,原因很简单:中国人不能忍受这种长时间激烈的讨论所带来的心理压力。这种讨论在用外语进行时,则尤其如此。在许多中国人与欧洲人组成的伙伴关系中,无论是婚姻关系还是商业关系,欧洲人总是看不惯中国人那种令人生厌的沾沾自喜。中国人则看不惯欧洲人那种坐立不安的坏脾气。中国人认为,美国爵士乐队指挥那副连裤管都在颤动的样子,以及欧洲旅客在轮船甲板上散步的模样,实在都是非常滑稽的。

  除了蒋介石和宋子文,中国领导人都不“像牲口那样工作”,而只是像文明人一样工作。他们认为,生活不值得人们付出那么多的劳动。假如蒋介石和宋子文最终都高人一头,那也是因为他们的耐力,他们做苦工的能力。宋子文在辞去财政部长之职时称自己像“牛一样壮”。他不像其他所有中国官员们那样,在离职的时候恬不知耻地宣称那是因为自己的糖尿病、肝硬化、神经衰弱等。我们可以为这些身体上、精神上的病患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囊括一所现代化医院所有科室所能处理的病患:肠胃功能紊乱,肾负担过重,神经崩溃,大脑功能失调,失去思维能力等等。官员们在政治上出了毛病的时候,就要公布这些身体上的毛病。当然,大部分病患倒也是真实的。

  除了已故的孙逸仙以外,中国领导人并不经常读书与写作,尽管他们都是一流的学者。让一位中国领导人写一部托洛茨基自传那样的书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迄今为止也还没有能够写出一部明显畅销的第一流的孙中山传,尽管这位伟人已故去将近10年。就是像样点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传记也还未曾见到。

  看来,在衙门里喝一杯杯的清茶,在家里进行一遍遍的神聊,嗑掉一袋袋的西瓜子,这些活动把学者们的时间都占去了。这些事实,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精美的小诗,小巧的散文,为朋友著作撰写的短短的序言,追悼会上对朋友一生简短的叙述,以及旅游散记等等占去了中国作家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个人无法在力量上显示自己时,就要在精巧上做文章。一个人缺乏敢作敢为的勇气时,就要在合情合理这个道德品质上作文章。我们隔很长时间才能够出现一个司马迁、郑樵或顾炎武。这些人惊人的工作使我们联想到永远不知疲倦的巴尔扎克和维克多·雨果。这就是两千多年的叩头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结果。

  对人们的头发与肌肤的研究,似乎也能说明千百年来室内生活的影响。中国人的胡须一般很少,有的极端缺乏,就是一个明证。这使得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刮脸刀有什么用处。男人的胸毛是不为人知的。女人唇上的茸毛在欧洲并不罕见,在中国却绝无仅有。据医学权威们透露,书本上也有记载,女阴无毛在中国妇女中绝非偶然。中国人皮肤的汗毛孔也比欧洲人细腻,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皮肤一般比欧洲妇女纤细,肌肉也较松弛。这是她们通过缠足的习惯有意培养成的理想模式。缠足自然另有其他方面的性吸引力。中国人显然是有意识地追求这种效果的。在广东的新丰,养鸡场的管理人员把鸡关在黑笼子里,永远不让出来,鸡在窝里没有多少活动余地,于是我们就得到了新丰鸡,鲜嫩可口,名闻遐迩。皮肤的腺分泌液肯定也相应减少了,于是,中国人在解释为什么外国人有(想象中的)天天洗澡的习惯时说,这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较强烈的气味。也许最明显的区别是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失去了声音中洪亮、低沉、共鸣的特质。

  据我所知,五官方面的情况,现在还没有材料证明。但是,在耳朵和眼睛的使用方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出现了任何退化现象。中国人很讲究嗅觉器官,这从中国的烹调可窥一斑。下列事实也可证明。北京人不说“吻”小孩儿,而说“闻”小孩。人们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汉语文学语言中,也有许多法语中odeur de femme的对应语,比如“绮骨香肌”和“玉人芳泽”。另一方面,中国人对冷热疼痛,以及日常嘈杂声的敏感性与白人相比则相差甚远。生活在集体化的大家庭中,中国人对这些东西已习以为常了,早已学会了如何去容忍这些磨难。或许中国人的神经是一件不得不使西方人羡慕的器官。敏感性在某些特殊行业通常是高度发达的,比如中国人的手工艺品制作。然而,在对疼痛与苦难的感受方面,又是那样的麻木。(阿瑟·史密斯在他的名作《中国人的特性》中有一章,称中国“缺乏舒适与方便”。这里他叙述了自己对中国服装、住宅、枕头和眠床等等现象的观察与感受。所有的欧洲人都感到非常有趣。我敢打赌,中国读者听到史密斯叙述自己在中国的磨难与不舒适之后,会感到十倍的有趣。白人的神经毫无疑问是退化了。)中国人容忍苦难的能力是无穷的。

  ①意为女人的气味。
  ②阿瑟·史密斯(Arthur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教士,著有多种有关中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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