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54)_林语堂

五四

　　“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宝芬客气而冷淡地说，“叫彭小姐还是崔小姐？”

　　“就叫我丹妮好了。我带了几样小东西给孩子们。来，宛若，这是给你的。”

　　宛若上前，丹妮握住她的手说：“叫我丹妮姐姐好了。”

　　宛若和一个“逃妾”——一位神秘人物，她知道，因为大人说过这些字眼——握手，感到很困惑，很难为情。但是她说：“谢谢你，丹妮姐。”然后笑了笑。

　　然后丹妮又分给每个小孩一包礼物。做母亲的人一再说她不该花钱买东西，暗示礼物是她强送的，并不受欢迎。

　　“既然丹妮姐带来了，就收下吧，谢谢她。”宝芬对她女儿说。丹妮羡慕她，希望自己也能雍容华贵，高高在上。

　　“孩子们一直谈起你，”暗香稍微热情地说，“你可别把她们宠坏了。”

　　丹妮想和太太们说话，但是小孩围着她，要她再谈谈旅途和游击队的故事。暗香静静地听着，宝芬则和博雅在说话。丹妮感受得到她早就熟悉了的“妻子的眼光”，她对孩子们说故事的时候，她们眼角偶尔投来专注的一瞥。没有人对她特别诚恳。博雅说要走，她就随他告辞了，感到她此行简直是自贬身价，她对自己常听闻的大家庭幻想也破灭不少。最糟糕的是博雅对这一点似乎浑然不觉。

　　他提议到外边吃饭跳舞。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有一起出来过，怕他太太的亲戚看见。有一次他要她同上夜总会，她拒绝了。但是今天她倒没有异议。

　　他们到一栋面对跑马场的大厦二楼舞厅去。虽然有战争，这儿反倒较平常热闹。整个上海都因有钱的难民而大发利市，东西贵了，店却不愁无人上门。

　　他们在幽暗的舞厅侧面占了一个台子。一队菲律宾爵士乐团正演奏着，各色霓虹灯掩入嵌线内，中间有一个多面的大玻璃球，不断转动，在舞池中的男女身上投下细碎的光彩。五六十位舞女与两三位白俄妇人坐在内列，或与男伴婆娑起舞。白俄妇女衣着及动作较为放荡，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音乐每隔一小段就停一次，好让舞厅尽量多卖些票。这群人和艾道尔第七街上的饥饿难民有如天渊之别。上海有两种面貌，一个是贫民世界，他们四处游荡，在垃圾桶中找东西吃（华公日报的一位通讯员曾气冲冲地为饿犬在街头流浪、找垃圾桶而抗议，但是她信里没有提到难民）。另一个是锦衣玉食的上海，得意洋洋，连世故都谈不上，正在享受着外国租界内的假安全，猜测着战争的期限和中国货币未来的力量。而且上海的战争已经结束了。那天苏州挨了七百颗炸弹，敌人愈走愈远了。

　　丹妮很沮丧，过了一会儿就说要走了。

　　“咦，你今儿个是怎么啦？”博雅问她。“来，我们跳舞。我从来没有和你共舞呢。”

　　丹妮服从地站起身来，撑着博雅的臂膀。乐队正在演奏一曲蓝调，灯光转换成淡紫色。他们在弱光下慢慢跳着，她的脸贴在他的胸上。她跳得好极了，只有舞技高超者才能跟得如此恰到好处。

　　他们回到座位上，两人又快活起来，

　　白色的灯光扭亮了，观众都看看大厅，彼此看看。屋内很暖和，有几位舞女还用手帕扇凉。

　　一位穿西装的胖子向博雅直挥手。

　　“他是谁啊？”丹妮问道。

　　“我在北平认识的一位医生。他正要开一家药店，进口爪哇奎宁，卖给中国军队。很高明的赚钱主意，对吗？”博雅说话口气有些轻蔑。

　　“我们也学到了一些经验，不是吗？”她回答说。“我看到报上说政府要招志愿医生。军队需要许多医生，他们为什么不去呢？”

　　“好医生已经去了。”博雅说。“这是志愿的事情，要由个人来决定的。”

　　探戈开始了，只有两对下去跳。其中一对是胖胖的俄国妇人和一个年方二十的中国瘦小子，他穿着晚宴服，油头粉面，骄傲而熟练地在观众面前表演。

　　下一支曲子丹妮和博雅也下去跳了。他们跳舞时，他看到她跟人微笑打招呼，发现一个内排的舞女正在看他们。那个女子身穿白衣，面孔丰满，嘴唇搽了厚厚的唇膏。她看起来比丹妮大几岁。

　　“那是谁？”博雅问她。

　　“我的一个朋友。我在天津当舞女时认识的。”

　　一曲终了，丹妮去找那个女孩子，邀她来他们的台子上坐，介绍说博雅是姚先生，她名叫香云，她是这个地方的舞女。

　　两个女人谈笑，博雅打量香云。她看起来二十岁上下，其实也许已三十二岁了，具有成熟女子的风韵。虽然她衣着入时，但从她拿烟的方法和一些文静的举止，他判断她是旧社会出身的。她的头发梳成旧式的圆髻，直接向后拢，编成低低的发辫，细心地盘在头后——这种发型通常得梳上一两个小时，发髻上插着两朵小小的茉莉花。她的声音低沉沙哑，好像没睡够的样子。太阳穴下方的颊肉遮盖了她颇高的颧骨。

　　博雅对她蛮感兴趣，就说：“这儿好闷热，我们请她到我们房间，你们再痛快地聊一下如何？”

　　博雅替香云买了十元的舞票，她就可脱身了，于是三人来到他的旅社。香云叫老友“梅玲”，他们说她现在已改名“丹妮”。她低声告诉丹妮上海小报上刊登的事，丹妮说她是逃走的，但事实经过并不正确。“姚先生全知道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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