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自叙 11.论美国(2)_林语堂

11.论美国(2)

　　民国三十三年，我问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过去几年史迪威给了中国什么，他的回答是，只有够装备一个师的枪弹而已。在民国三十三年，我看见中国的驴由中国西北甘肃玉泉的油田，驮着宝贵的石油到西南的昆明，我真要为中国哭起来。何应钦胸怀愤怒，我也颇有同感。

　　史迪威的外交政策，只是赞同把“戴维斯和塞维斯”的报告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极力称赞。参议员Judd告诉我，他曾经到过中国，他带回五份报告，都是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而没有对蒋先生有利的，他把这些文件给美国大使馆看。大使馆的人只对共产党的友人才伸出友善的手。在这种情形之下，蒋先生一年之内完成了滇缅公路，那是美国政府估计要三年才能完成的。布鲁克·阿金森（Brooks Atkinson）同史迪威返回美国时，竟宣称蒋先生对抗日没有兴趣，只是对打共产党有兴趣。

　　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最严重的错误是，苏俄在原子弹轰炸广岛三天之后参战，中国共产党企图进入东北接受日本在东北留下的战利品。中央军把进入东北的门户张家口封闭了。当时，在中央政府军与共产党军队之间有一个暂停火的协定。马歇尔命令中央政府军自张家口撤退。此后，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的路因而畅通。这一步之差，对以后的影响实在太大。共军部队去时带的是大口径的短枪，后来却有了全新的大炮做攻击之用。马歇尔只是使共产党军队乘机集中起来。马歇尔将军被国共双方的战事弄得心烦意乱，铩羽而归，希望中国出现一个崭新的第三势力领导中国。他真是和童稚一样天真，竟认为那是可能的事。他原先希望把国共双方的军队混而为一，却不知道中央政府已然把共军编入政府军有年共同抗战了，所以才有新编“第十八路军”的番号。

　　有一个对我中伤的谣言，在同情共产党的一派人之间流传。我写的书一直本本都成功而畅销，但是到民国三十三年我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出版，情形有了改变。自由主义者对我突然冷落。传言何应钦付给了我两万美金。这谣言是我听见赛珍珠，J．J．Singh，史沫特莱三个人说的。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在大众之前提到这件事，我立刻质问她，要求她当众再公开说明。福尔曼（Foreman）到云南游历了三个月，于是自命是中国通。他问我：“林先生，你到过云南吗？”我说：“没有。可是共产党这些年一直在中国，我这些年一直和他们打交道。我记得他们在长沙的所做所为。”在会场上，史沫特莱有意不再提这件事。我敢说，我在蒋委员长侍从室那些年，只是挂了个名儿，我并没向中央政府拿过一文钱；只是为拿护照方便一点儿而已。

　　我在自由中国漫游一番，回到美国，当时的情形，我自然明白。我一回去，在广播电台上我说：“现在在重庆的那批人，正是以前在南京的那批人，他们正在掳胳膊，挽袖子，为现代的中国而奋斗。”第二天，我接到我的出版商理查德·华尔舍（Richard J．Walsh）一个严厉的警告，告诉我不可以，也不应当再说那样的话。我当时不利的环境是可想而知的。我只是把那件事看做是一场失利的战役，我只是战场上的一名伤兵，对这事并不很放在心上。

　　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杰出的作家是：

　　托玛斯·曼（Thomas Mann）。他由日内瓦回来之后，我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上遇见过他。他说英文，他的英文是复杂的德文结构，没法儿听，也没法儿懂。当时还有Eve Curie和另外几个人，大家一同在讲演人的台子上。我讲的是明朝的太监魏忠贤，他在世之时各县就给他立生祠。在与赛珍珠同坐的台子上，有一个客人问我：“太监是什么？”

　　我和Carl van Doren也见过多次，他对我很和善。他的妻子Irita，后来与Wendell Wilkie相交往，还有他哥哥Mark Van Dore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都是我很好的朋友。我最喜爱活泼愉快斯文典雅的学者Irwin Ed－man，他是美国的哲学家，他的英文极为简练。他搜集了些很长的留声机片子，那是他业余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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