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罗亦农

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本月十三日午后六时半，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1]书记苏兆征同志[2]根据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决议，违抗中央命令，剥削〔夺〕我参加湖北省委扩大会议的出席权与发言权，逼走我于是晚九时回上海。上船之后，看到C．Y．湖北省委对于特委的报告、武昌市委的决议、林仲丹同志致特委信等文件[3]，对于湖北问题，特作下面之答辩：

　　一、我认为中央此次毅然查办湖北省委以及长江局在唐生智崩溃[4]前对于湖北省委的指导是否错误的中心问题应当是：

　　1．在唐生智崩溃时，是否要求即刻举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还是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斗争，积极的创造一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

　　2．如果长江局与湖北省委对于唐生智如此迅速〖崩溃〗估量错了，是否妨害湖北暴动之发展，换言之，是否即认此政治观察之错误，停止了在唐生智崩溃时可以总暴动的暴动？

　　3．湖北省委在唐生智崩溃时，指导工作是否得力？错误在什么地方？

　　4．各个人的责任如何？

　　按照上面所列的问题查办，然后才是中央的态度，然后才是正确的政治路线解决湖北问题与党内的纠纷。但特委的态度与C．Y．省委的行动，以及几个负责同志的言论纯全相反，而是要造成党的纠纷，并且是绝对的武断专横与诬蔑的办法。如此党将要不党。我为党的负责同志，且与党历史关系甚深，深悉党中过去的情况与现在的艰难，犹不愿作无意识与党的大体有妨害的斗争，尤其不愿意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把戏，以造成党里纠纷，故于十六晚抵沪，十七日即向中央常蔚[5]提出退出中央及党的一切指导机关，要求允许以党员资格去莫斯科学习。虽经中央常蔚各负责同志劝我不要坚持己见，并且把中央公正的态度告诉我，而我去国求学、脱离党的指导机关以避纠纷的念头，始终未曾放弃，因为我至中央工作，绝非我的愿意（秋白、维汉等[6]同志知之甚详），且自知能力薄弱，不能担负重责，尤其绝无争地位对党不忠实等可耻的行为与企图。但是非曲直应当辩明，我个人的错误应当公开承认。关于唐生智崩溃前，我对于湖北省委工作的指导以及我对于宁汉新军阀战争[7]开始两湖工作应如何布置与行动的意见，已在本月十二日我对于湖北省委扩大会的报告中言之甚详，本不必重述。但C．Y．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以及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口头上对党与团的同志宣传，宣布我“反对暴动”、“停止暴动”，因此省委在唐生智崩溃时工作做得不好，尤其放弃了夺取政权的暴动时期，以博得党与团的群众的同情，而C．Y．省委给特委的书面报告上又说我表示反对马上暴动等，言行不符，好像国民党员互相倾轧与陷害的侮蔑行动之下，不能不再郑重的声明：

　　1．我对于唐生智的崩溃如此迅速的估量是错了。原因是：没有看清唐生智的雇佣军队不战而溃与东南军阀李宗仁等部队大部分西征。这一个错误，我当然要绝对的负责。但这不过是估量上、时期上的错误，绝不是我估量唐生智永久不会崩溃，亦不是照某同志的造谣：我在十月底估量唐生智崩溃要在三月或六月之后。我想凡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这样肯定。

　　2．我估量唐生智崩溃如此迅速，时期上错误了，但这绝不是机会主义。因为我对于湖北工作的指导，从我当湖北书记起一直到我负长江局的责任、取消长江局止，始终是很坚决的督促各级党部领导湖北的工农群众直接斗争，举行了总同盟政治罢工，举行了秋收暴动，造成了湖北各县农民骚扰与复兴的局面，时刻注意布置湖北的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局面之发展。在唐生智崩溃之前，当十月二十八日我从长沙返汉口的时候，我还再三批评省委忽略了农民暴动割据局面之发展与武装暴动技术等等准备，这是对于总暴动之发展有很大的妨碍的（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比较发展，省委亦未能积极指导与注意，故未多作批评）。

　　当时C．Y．以及一部分党的负责同志主张马上总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我经过仔细考虑之后：（1）认为唐生智不致马上崩溃（一、二礼拜内）；（2）主要问题还是主观力量不够，党的组织非常松懈，不能有领导群众的把握；工人运动还没有大大的发展，换言之，工人的情绪还没有从日常争斗发展到总的争斗的形势；武装暴动技术的准备几等于零；农民暴动还没有发展到割据的局面，且未普及全省；群众的政治宣传非常之弱。在这一切情况之下，当然不能即时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故我说不能以冒险主义开玩笑。而我的主张以为当时的策略上的问题是：总暴动之前的组织上、技术上与政治方面的准备与如何积极的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的争斗以及反战争的宣传，创造一总的暴动的局面，并不是根本反对总的暴动。总的暴动不过是时期的问题。C．Y．省委给特委的报告，谓我在C．Y．省委及C．Y．长江局会议出席报告与解释长江局政策之后，C．Y．同志提出意见是：唐迟早必倒，在唐倒时乃统治阶级旧时〔的〕崩溃新来的尚未站稳的时期，党在此时亟应准备暴动及取得政府（注意：他们在此地说准备暴动，而在省委会议席上提出马上总暴动），亦农同志应〔所〕顾虑之党的主观力量不够及群众的宣传不够二个必备的条件之不具备（注意：我从不只提出这二个条件）原属事实，但限〔估〕量唐倒当有半月或至少一星期之时间，唐走时武汉必有旧走新来及未稳定之三五日无政府状态，党应于此时（指当那会议时）立即动员武汉所有的同志及外县同志，竭全力以从事于充实我们认为不够之党的主观力量与群众宣传工作，准备在唐倒时能够暴动，亦农同志仍照长江局对湖北的工作指导来解释，肯定唐不会就倒，唐倒仍是军阀统治，足以压迫我们，暴动须有充分的准备，必须有一月至三月的酝酿的大的革命潮流，再来总的暴动，此时的工作应只是反军阀战争宣传周，工会工作经济争斗，党的改选，游击战争，夺取武装，破坏反动军队等工作。此时马上暴动实为冒险主义，近乎开玩笑，因为他肯定唐是不会倒的，所以始终未明显指出在唐倒时应究竟做些什么。

　　这一段话有许多地方不对，且近于造谣的口吻：

　　1．他们说我始终肯定唐不会倒，这是造谣的，在上面已经说过，在十二日我对省委扩大会议的书面报告亦曾说过。

　　2．他们的意思好像我对于唐倒前准备暴动亦怀疑，这尤其是造谣，且他们自己打自己，在下面他们接着又说我主张不能马上暴动，应当酝酿一大的革命潮流，再来总的暴动。即令他们说的话纯全是对的，拿他们的话证明我是主张不要准备暴动的吗？可见这个问题——总暴动问题纯全是时间问题。当时C．Y．同志主张马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含有冒险主义。

　　3．一月至三月的酝酿的大的革命潮流再总的暴动是我说过的，但不在宁汉战争发生之后，而是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失败[8]的时候。我认为湖北始终是一总的暴动夺取政权的局面，所缺乏的条件最主要的是主观力量不够，我们自己工作的布置，应当有一决心创造暴动局面，鼓励同志，此话本身并不错，但决不是十一月二日我在C．Y．长江局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上说的。

　　4．C．Y．同志谓我始终未指明唐倒时应做些什么工作，这亦不是事实。我当时（十一月初）的主张是：我们要积极创造一总的暴动，如唐生智不至即时倒台而我们创造总的暴动的工作又可以举行总暴动，在唐生智崩溃时当然举行夺取政权的武装暴动；如唐生智即时（指十一月初）崩溃，以我们主观的力量，不能举行夺取政权的总暴动，建立工农的政权，而只能夺取溃兵的武装，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的争斗，发动一总的暴动的局面。这许多话我出席C．Y．长江局与湖北省委联席会议答复韩光汉、关向应[9]二同志的问题说得非常明白，何以谓我始终未指明唐生智崩溃时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工作？

　　5．C．Y．同志要暴动的精神，我始终认为是好的。我记得在C．Y．长江局与省委联席会议上，我说过：C．Y．同志主张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是对的，但主张马上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不对的，这样就要走入青年冒险主义的倾向。

　　总之，我没有看清楚唐生智崩溃这样迅速，时间上是错了，但我对于湖北工作布置之指导是对的，时期估量的错误绝对不是机会主义，这是观察政治任何人不能避免的。至于省委在唐生智崩溃时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另是一问题。

　　如果C．Y．同志以及其他同志认为估量唐生智崩溃时期之错误，便认为放弃了湖北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历史时期，那么，这个问题就应当严重考查我过去在湖北的工作、我对于湖北的政治指导以及湖北党与工农运动的基础才能决定。如果认为唐生智崩溃无条件的是湖北的工农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时期，那这个问题才是湖北的中心问题，并且是本党策略上最严重的问题。因为C．Y．同志无动不暴，一切解决于暴动，不暴动便是机会主义，这种不正确的指导之下的非阶级化的民众的情绪与失败后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拚命的情绪，可以使中国革命更左的倾向的失败，站在这一观点上，我与湖北的C．Y．同志意见纯全不同。C．Y．同志受革命热情冲动，或者过于积极，未曾以片刻的时间想到整个的策略问题，无形的犯了冒险主义的毛病。但是否是对，还是我犯了机会主义的毛病，应当加以虚心的讨论，尤其不应当带感情的成份与别的作用。此外，长江局会议与湖北省委的一切会议，C．Y．均有代表参加，每次重要的〖决〗议案都经C．Y．同志同意。事先不说话，事后要别人负责，自己可以说脱一切，这一种基本的政治人格亦应当加以注意。

　　至于我个人的意见，认为唐生智崩溃时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动一总的暴动，我们主观的力量在十一月初到十二月中不能举行总的暴动。中央认为宁汉战争开始，湖北有举行总暴动夺取政权之可能是对的，长江局十月二十九日政治决议案[10]亦不过是这样的意思。但必须声明：长江局政治决议案中有“但目前绝非继续总暴动时期”一句，这句话文字欠显明。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当时的时候，我们主观力量不能举行总的暴动夺取政权。本来这句话尽可不要，但以这句话肯定长江局的政治决议案与我对于湖北的指导是机会主义的，即肯定反对暴动，如果不是〖有〗意为难，又不对了。但我这并不是要逃脱政治上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没有看清楚唐生智崩溃这样迅速，如果看清楚了，或者对于湖北的指导更周到一点，但与总的政治路线无关。

　　写到上面我又记起一个同志与我谈话（来沪之后），谓C．Y．同志宣传我一暴成功的理论，其意即谓我无胜利的把握，不赞成举行暴动即怀疑现在举行暴动。同时，C．Y．省委给特委的书面报告上谓我慎重说明暴动须有充分的准备，不能以冒险主义开玩笑之后，并反对即时提出“暴动……”等有暴动二字的口号[11]。不错，我对于暴动这两个字，按照正确的解释是非常慎重，不主张以暴动开玩笑的，因为我记得列宁的话：不能以工农的血肉，作革命党人无意识〔义〕的牺牲。但我主张党要时时刻刻有计划的创造总的暴动的局面，尤其在目前工农革命争斗直接形势严重的局面之下。至于说我一暴成功，在不能举行总暴动之前，停止一切总暴动之准备、发动与进行，那又是侮蔑的话，用不着我多答多辩。至于我在十月二十八日从长沙返汉，因为不主张即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因此亦不主张以暴动二字加入一切口号之上，这亦是策略上的问题，因为既不是即时暴动，就不应以暴动二字冠一切口号之上，因为这样是要使群〖众〗弄混乱的，而且非以正确的政治教育教育群众。在不即时举行暴动的时候，口号尽可以是“打倒什么，杀什么……”，这样口号之提出，一样的〖是〗暴动之前的政治准备。有同志以为我口号提得高一点，成绩多一点，即所谓马非〔吗啡〕针的理论，马克斯〔思〕主义者不是这样的，我个人不敢表示赞成，故当时反对以暴动二字冠一切口号之上。

　　二、以上是答辩唐生智崩溃之前长江局与我的政治主张。我认为应当答辩的答辩，至于其他无政治意义而只是造谣，玩知识分子的鬼把戏，恕我不答辩了。

　　现在要说到从国民党反动到唐生智崩溃这一时期整个工作的布置。C．Y．同志谓秋暴以后至唐生智崩溃，因为“党不注意群众的工作，鄂南的暴动不是群众的，原是一时的号召。党不注意有组织的领导群众去争斗，而逐渐做到一切工作以党做出发点。党取消了工会的组织，不注意工会工作。游击战争运用之错误，变成少数同志杀人越货的军事行动。没有反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因此逐渐削弱了党在农村中及城市中的力量。群众虽是革命的，但不是在党的影响之下，于此乃直接使党在湖北的工作破产，间接造成唐生智倒时党在湖北不能有广大的行动的主因。”C.Y.同志的这段文章写得很好（大概是刘昌群先生[12]的手笔），有的也是事实，如鄂中运用游击战争的〖战〗术变成了军事投机，但除此点之外，我都不敢表示赞成，且有许多是不可免的事实。我是极不愿意详为答辩，因为湖北党在国民党未反动以前与反动时的情形如何，横竖是全党同志知道的，尤其是中央知道的，我想特委的书记苏兆征同志、特委的勇先锋贺昌同志[13]（特委委员郭亮[14]或者不知道），C.Y.负责同志刘昌群、关向应等也应当知道，用不着我多说。我只举出下面的事实，是非曲直即可以诉之于全党同志：

　　1．我是于七月十五日正式当湖北省委书记，除张太雷同志[15]五十分钟的政治遗嘱（他自己说的笑话）外别无交代。其时省委机关有五十余技术人员，但省委连武汉三镇活动分子的名单都没有，我要召集一活动分子的会议，经了一个礼拜之久，才把活动分子的名单造出来。

　　2．当时党与工会、农协负责的同志如刘少奇、陈潭秋、陆沉、许伯〖白〗昊、陈荫林等等通通调走了，其时在省委负责的只有我与李震瀛[16]，都是新来的，一切都接不到头，且有许多同志把持不交代的，技术工作只有马峻山同志[17]。从这时到十月初我脱离省委工作止，中央先后派任旭、乔连〖年〗[18]来，李震瀛因工作不得力调走，而乔连〖年〗工作不到二礼拜又大病，至三礼拜不进饮食。我屡向中央要求加派得力同志工作，中央亦无人可派，这个省委总算是“最健全的了”。我常说笑话，假若我是孙悟空，能将猴毛一扯即可变成千百个小猴子，可以做巡视的工作，可以做出席下级党部的各种会议，可以做农民运动，又可做工人运动、军事运动，则湖北的工作断不致是如此的现象，何况我与任旭等同志能力又非常之薄弱，一切归罪于我或者也是应当的。

　　3．国民党反动之后，工农运动以及党内工作同志不私自跑走了十分之十，至少也跑走了十分之九，且有许多告密的，而得力的同志如李耘生[19]等，又是病。

　　4．国民党一反动，经过八月二日总同盟政治罢工[20]之后，武汉三镇的几十万工人、赫赫的工会通通的倒台没有了，农民协会亦是同样的现象，这可见湖北的工农运动的基础。C．Y．同志责难在我的机会主义影响之下削弱在乡村与城市群众的影响，如非是非颠倒，我也是应当的了。

　　5．国民党反动之后，外县党的组织几乎都接不到头。本来张太雷同志谈“政治遗嘱”时，只要我注意外县七县或十县的组织，幸而我没有奉承他的“遗嘱”，不然更加要罪大恶极了。至于武汉三镇号称八千同志，在八月二日总罢工之前三四天，仅存三千，罢工后则减少至二千，九日、十日减少至一千二百六十九人，其中尚有些靠不着，后来听说更少了。我不知道谁削弱了党的组织。

　　6．当我至省委工作时，一般同志大都不懂什么叫做争斗（因为过去一切工作均依靠政治势力），尤不懂什么叫做秘密工作，一直到八月二十日以后，到处严重的压迫起来，大家才感觉到要秘密工作。而下级党部负责同志有许多的秘密工作之秘密连省委都不给知道，总之都躲起来，不与省委同志见面，至于对于他们所属的群众，更加不用说了。至于党与工农运动的干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勇敢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监禁在牢狱中。

　　7．为反国民党，为发展湖北工农阶级的斗争，八月二日举行了武汉三镇的总同盟政治罢工，至于贴传单、贴标语反对国民党，不能〔知〕贴了多少。当时湖北省委一切政治均以反国民党、发展工农群众的直接斗争、发动与举行暴动为前提，不知C．Y．同志谓我们没有做一点反国民党的工作，不知何所指。

　　8．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在八月二日以前的策略是准备总同盟政治罢工，八月二日以后的策略主要的是：发展经济斗争，反对改组委员会，建立秘密工会，组织失业工人并领导其争斗。我自己曾经好几次普通〔遍〕的召集武汉三镇负〖责〗工运的同志开会，告诉他们许多实际争斗的方法，此外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几几〔乎〕每次讨论到工运问题。阴历八月十五日（阳历九月十日）我感觉武汉三镇职工运动的工作做得不好，特别提出讨论职工运动，并提出许多实际办法，如每一工人支部必须要有该业或该厂工人的争斗政纲，所有老的工会都要恢复起来，正式建立机关，所有老工会都要发展会员，领导工人争斗，总工会对工人群众亦必须半公开的办公等。至于反对改组委员会，从有改组委员会起，我总是坚决的反对加入改组委员会，并且曾经下令，不执行省委这一策略而加入改组委员会的工人同志即时退出。C．Y．同志谓我们只有上级会议中零星报告，这亦不是事实。当时反对改组委员会是武汉工人争斗主要问题之一，我每次在区、市、县会议上都说到这个问题，何得谓为零星报告。至于这一策略没有纯全深入下层组织或者有之，但这不是省委应当负全责的，因为当时的省委〖除〗我与任旭同志（他总是跑乡下）之外，便没有别人负责，工运又无干部，所有的组织又都冰散，区、市、县负责同志又不能好好传达省委的命令与了解省委的策略，许多缺点之发生当然不能避免。武汉三镇的职工运动确也做得不好亦是事实，但这不是省委策略错误的问题，而是工作人员与过去的基础问题。九月十日中央决定中央工人部长苏兆征同志实际指导武汉三镇的工人运动，一样的没有成绩。后来中央将李震瀛同志调走，另换黄五一[21]同志负责，同时又特别讨论好几次，武汉的工人运动才比较有点进步。

　　9．农民运动从国民党反动之后，各县的农民协会大都无形消灭了，各县负责的同志大都未得省委的命令逃跑。秋收暴动省委在七月底决定之后，即派出大批同志至乡村工作，从七月底至九月十号共派出三百六十个到七十个同志，后来又派出五六十人，共分为鄂南、鄂北、鄂东、鄂中、沿京汉路及襄枣[22]六区，各区都成立特别委员会，派出去的许多同志虽然有许多不得力，甚至没有下乡〖就〗逃跑，但必须公正的说一句，湖北秋暴的工作与现在各乡骚扰的局面，纯全是这一批工作同志创造出来的，不是由于过去农运的基础怎样怎样的好。至于乡村党的组织，过去几乎没有，现在如鄂南、鄂中、鄂东、襄枣比较有点雏形，亦是这一批同志创造出来的，何得谓削弱了党在乡村中的组织（C．Y．从不注意乡村工作才真是削弱了组织）？更何得谓减少了党在乡村中的影响？秋暴之秋，湖北省委亦是按照上列各区，创造农民割据局面之发展，以发展湖北总的暴动，造成了湖北各县骚扰的局面，以至黄安农民暴动能建立农民政府[23]，黄安农民普遍的暴动起来。至于游击战争策略之运用，在鄂中曾经犯了军事投机与少数人杀人越货的行动，但省委很迅速的加以纠正。省委对于军事投机与不以群众直接争斗为一切争斗的出发点的错误倾向，曾经不遗余力的奋斗与纠正，这是中央与负责湖北同志知道的。C．Y．同志又说未注意以党的组织去发展争斗，这亦不是事实，只要拿鄂南暴动之前做一证据便可证明C．Y．同志之造谣。当八月初省委派符向一[24]等四十余同志至鄂南工作时，鄂南几无党的组织。八月二十左右我与任旭同志至鄂南开各县负责同志的会议，决定会议完后，各负责同志还乡即召集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改组各级党部，结果有二分之一旧的不好的分子落选，二分之一新的积极分子当选。同志在很短的时间内，鄂南五县增加至二千二百余人。各区各乡农民协会亦开群众大会与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在九月十日举行总暴动之前，党与农民协会又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根据符向一同志报告），如此工作方法，何得谓非以党的组织去发展与领导争斗？各农民争斗的区，省委均组织特别委员会，又是什么意思？总之，从国民党反动至唐生智崩溃这一时期，省委的工作不但没有削弱党的组织与力量，减少了在乡村与城市中群众的影响，实得其反，省委相当的建立了党在城市与乡村中的基础，尤其创造了湖北农民群众普遍骚扰与暴动的局面。

　　三、几个零星问题的答辩。

　　有同志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即谓在我当省委书记时代，任用私人，赶跑了湖北老的工作同志。我的答复是：湖北重要的工作同志除陈乔年、李震瀛二同志我认识许久并且曾经共同工作外，其他如任旭、符向一、马峻山、林育南[25]等同志，不是不认识，便是没有一起工作过，更无私人感情之可言。派下乡的四百余同志没有一个是我的“皇亲国戚”，至于老的工作同志之调走，还是我没有当省委书记时中央调走的，其时中央负责同志为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周恩来四同志。

　　有同志以为省委经济不清，甚至特委致中央信亦如此说。我的答复是：在我当省委书记期内（七月半至十月初），一切经济均是秘书长马峻山同志负责，听说林育南同志代理省委书记时代曾经组织特别委员会查过无错。我主张再组织特别委员会，如我有贪污的行为，甘愿受开除党籍的处罚，诬告者亦应同样处罚。

　　有同志谓我枪械不清，此事我更不知其详，因为在我当书记时代是顾顺章、陈声煜二同志负责。后来听说是陈声煜同志负责。

　　四、中央特别委员会一到湖北，便禁止我与同志谈话（幸特委到后，我除出街理发与吃饭一次，从未外出），剥削〔夺〕我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出席权与表决权，强迫我回上海，发通告征求罪状等。无理的蛮横行动，我绝端反对，我认为是有意造成党的纠纷。C．Y．同志横造谣，颠倒事实，鼓动党的风波，应当彻底查办。省委扩大会议我未出席报告，一切批评我不接受。中央对于此次特委违抗中央命令，别有企图，诬害负责同志，应当有一公正的办法，宣布于全党同志。

　　十二月二十一日于上海

　　[1]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见本书第380页注①。

　　[2]苏兆征（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广东香山淇澳岛（今属珠海市）人。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人部部长。同年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苏兆征任书记。

　　[3]这些文件是C．Y．湖北省委、武昌市委和林仲丹向特委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的报告。

　　C．Y．，英文CommunistYouthLeague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见本书第92页注31。

　　林仲丹（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原名林育英，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期间，任中共武昌市委常委兼徐家棚区委书记、中共大（冶）阳（新）区特别委员会委员等职。

　　[4]唐生智崩溃，见本书第382页注25。唐生智，见本书第157页注⑧。

　　[5]常蔚，常委的谐音。

　　[6]秋白、维汉，即瞿秋白、李维汉，见本书第381页注15、第382页23。

　　[7]宁汉战争，见本书第345页注①。

　　[8]广东失败，指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失败，见本书第330页注①。

　　[9]韩光汉、关向应，见本书第381页注19。

　　[10]政治决议案，即《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参见本书第363—366页。

　　[11]这里是指李宗仁、唐生智战争中唐生智自芜湖退兵时，中共湖北省委内以任旭、陈乔年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的主张。他们反对刘昌群等即时举行暴动夺取武汉的意见，但又建议用“提出一百二十分的口号，收到八十分的效果”的“打吗啡针”的办法来提高同志的勇气，主张提出“暴动打倒唐生智的反革命政府”、“暴动占领工厂管理生产”等口号。

　　[12]刘昌群，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共青团长江局书记。

　　[13]贺昌（一九〇六——一九三五），字伯聪，山西离石县柳林镇（今属柳林县）人。一九二七年三月，曾任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同年四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十二月，任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委员。

　　[14]郭亮，见本书第383页注28。

　　[15]张太雷（一八九八——一九二七），原籍江苏武进，生于常州。一九二七年五月，任中共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七月，中共中央改组，任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上，被推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调任广东省委书记。

　　[16]李震瀛，见本书第173页注18。

　　[17]马峻山，一九二七年七月至十二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部长等职。

　　[18]任旭，见本书第327页注⑥。

　　乔年，即陈乔年，见本书第34页注①。

　　[19]李耘生（一九〇五——一九三二），原名殿龙，字云生，山东广饶人。一九二七年八月至十二月任中共武昌市委书记兼口特区区委书记。一九三二年六月被国民党杀害。

　　[20]八月二日总同盟政治罢工，见本书第327页注⑤。

　　[21]黄五一（一九〇二——一九二八），湖南人。一九二六年夏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汉阳兵工厂工会秘书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工委书记、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汉口被捕牺牲。

　　[22]襄枣，即湖北省襄阳、枣阳。

　　[23]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中共黄麻特委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领导的武装起义。起义武装在潘忠汝、吴光浩等指挥下，于十四日攻占黄安城，成立了黄安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同年十二月，起义部队在国民党政府军围攻下失败，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区和河南光山县柴山堡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黄麻起义所建立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24]符向一（？——一九二八），广东琼崖（今属海南省）人。一九二七年八月任中共鄂南地区负责人。同月，中共鄂南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十月，调任黄麻区特委书记。后牺牲。

　　[25]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字香浦，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七年九月至十一月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陈乔年患病期间，曾代理省委书记。

　　(1)这是罗亦农就湖北党内关于武汉暴动问题的争论，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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