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罗亦农

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

　　今天的报告有五个问题。第一是党的机会主〖义〗；第二是“八七”会议后之党的策略及广东两湖秋收暴动之失败[1]；第三是广东两湖秋收暴动失败后中国革命的趋势；第四是党对于目前时局的策略；第五是党的本身问题。这是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负责同志必须切实了解，才可以使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不致走上错误的道路。尤其是在广东和两湖秋收暴动失败后的现在，党里面发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已经形成一个严重的问题，负责同志更不能不有正确的了解。至于今天的报告，只是一个大概，希望各同志以后详细讨论。

　　一、党的机会主义

　　许多同志，都说党的机会主义太厉害了，过去许多工作的失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要批评这个，主要的是要看政治项〔倾〕向。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月十二日[2]以前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3]以前；第二个阶段是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八七”会议。机会主义在四月十二日以前，主要的倾向是没有站在工农的阶级利益上和太重视大资产阶级的力量，所以客观上帮助了资产阶级的发展。上海暴动[4]的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的机会主义，是阻遏了工农的直接行动，而迁就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反动分子。马日事变，农民的力量本有解决许克祥[5]的可能，农民并已奋起向许克祥进攻，湖南省委不敢领导他们斗争，反而阻遏农民革命的发展。湖北工农对于资产阶级和豪绅地主的进攻，党亦因迁就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反动分子而加以阻碍，跟着小资产阶级大唱其所谓工农商联合，结果遂使两湖资产阶级豪绅地主发展，工农势力萎缩。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政策，可以说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贫农政策，而是小资产阶级的领导，跨在工农阶级之上。

　　为什么会发生机会主义？发生机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以后是否有发生机会主义之可能？简单的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形，实有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之可能。中国共产党发生机会主义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各社会阶级的阶级关系，因之不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程度。例如四月十二日以前，中国革命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四月十二日以后，小资产阶级业已表现动摇，但党没有看清楚，后来反要迁就小资产阶级。中国的社会是工〔农〕业经济的社会，本应发展资本主义，但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及欧美资本主义的侵入。现在矿山、铁路、纱厂、轮船及银行、商业等，最大部分在外人之手，所以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在剥削中国工农，所以便为其本身之发展而勾结土豪劣绅军阀。欧战发生，西欧资产阶级无力经营东亚，中国资产阶级乘机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发展到相当的程度自然要与帝国主义冲突，“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冲突的表现。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初亦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后见工人阶级的力量日渐强大，乃与帝国主义勾结共同压迫工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6]，就是这种倾向的表示。北伐一开始，资产阶级就一面自求其发展，一面压迫工农。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农村经济被其破坏，连年战争，更造成经济的大恐慌，□□□相继失业流为土匪，自动的起来向豪绅地主进攻。同时无产阶级亦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势力日渐雄厚，斗争愈趋剧烈，资产阶级乃又与豪绅地主相互勾结，共同压迫工农。简括一句话，就是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豪绅地主等，都是一样的和他们勾结起来压迫工农。资本主义既不能向前发展，又不能回到封建社会，于是小资产阶级亦为革命潮流高涨时斗争的对象。城市中店员与商人发生冲突，乡村间农民与小地主剧烈斗争。因为农民的出路必须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使整个的小资产阶级动摇起来。假若党能坚决地站在工农的利益上，发展直接斗争的力量，必能领导工农造成一新局面。但在当时，党不惟不领导工农直接斗争，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反动分子尽量迁就，其根本原因，即由不知道中国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亦不能回到封建社会，在三重压迫之下，工农没有其他的出路。同时因为中国是落后的国家，一般的知识程度低下，落后的心理非常丰富，因此，我们党不能不更坚决地站在农民的观点上，解决农民的切身问题。我们不应反对吃排家饭，戴高帽子，烧房子，并且我们应进一步领导这个斗争，在乡村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在城市管理工厂，则中国革命必然展开一个新局面。我们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怕抢钱杀人。这即由于没有坚决的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意识，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和贫农才能担负，必须坚决行动才能引起他们的革命狂潮，这一点的关系非常巨大。例如现在要工人起来，如不打改组委员会，不杀工贼工头、流氓走狗，必然不能鼓动工人。对于农民也是一样，不杀豪绅地主，农民必无起来的可能。多杀，广大的群众才能普遍的起来。我们稍有犹豫迟疑的表示，不坚决的领导群众打资本家、改组委员会、豪绅地主等，一切工作，都会没有办法。湖南秋收暴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应站在工农的行动上，根本破坏一切旧有的关系，才能发展工农的阶级意识，鼓动工农的革命情绪，提高工农的斗争兴趣，直到暴动起来，夺取政权，完成革命。

　　二、“八七”会议后党的策略及广东、两湖秋收暴动之失败

　　大家都知道，中央曾经有次革命，这次革命就是“八七”会议。“八七”会议考察出过去党的策略，完全断送了中国革命，延长了中国革命的时间，所以决定新的策略——暴动，广东由军队帮助农民暴动，两湖群众暴动。后见广东、两湖的农民都已相继起来，中国革命愈进入土地革命，中央又决定不仅提出工农专政，而且提出苏维埃政权，并与国民党完全断绝关系。令叶挺、贺龙两部和广东农民联合夺取广东，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其他各省亦决定暴动。暴动以两湖为中心（因为湖南的农运比较有基础），暴动时先取得两湖中心的武长铁路，取得岳州[7]、长沙，断绝两湖关系，动摇湖南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这即是“八七”会议后中央的重要策略。

　　这个策略是正确的，在执行时就发现许多错误。这一次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的是主观的原因。

　　在湖南，马日事变及武汉政府反动自然是客观的重要原因，但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主观的。此次湖南紧急会议[8]发现了三点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湖南省委并没有什么策略，事实上只是作了一点军事投机。在八月二十一日的计划，只想用两团兵力夺取长沙，毫无群众工作之可言。全省只派了六十个人下乡，湘阴、益阳等县还没有下暴动命令，许多同志不知道省委有暴动的计划。因此，虽然取得安源、浏阳、平江等县，农民依旧没有起来；同志亦仅欲筹款一二千元，而不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分配土地，后来敌人刚才开到，即飞跑一千余里退入湘南、桂东等处。湘南、湘西亦全未发动。

　　第二，不了解秋收暴动的意义，不知道这是根本破坏一切旧有关系的革命运动，几乎当作儿戏。省委只是坐在家里指挥，将暴动时亦无人下乡。原初预备的两万炸弹，后来只有一万多，将届暴动的时期，只有三千，最后只有二百余了！军事上亦无工作，只派了一个人作伤兵运动，用去了二千元便以为有人负责有把握了，结果则毫无成绩。

　　第三，暴动没有指挥机关。湖南省委在暴动中没有起作用，省委完全失了指挥的机能。但是，湖南农民并非不要革命，澧〔醴〕陵一县，只杀九个土豪劣绅，两礼拜内，即有六百农民要求加入C．P．[9]。当时敌人方面，唐生智在湖南的力量并不雄大，岳州只有一营，预备弃枪逃去，长沙驻军亦开始偷跑，非常恐慌，其余军队亦未集中，而湖南省委竟将中央决定十号暴动之日期改为十六号，后来竟自完全不动了。

　　湖北秋收暴动失败的原因：第一是过去党务和农运工作的毫无基础。第二是机会主义的流毒太深。南昌事变以前，鄂东早已溃退，所有组织完全解体，武汉三镇的工农组织也是连下级干部都跑了。湖北的党和工会、农会，在发展时是全国的第一位，在溃退时也是全国第一！但是省委依旧坚决的决定领导群众起来猛烈斗争。湖北的秋收暴动，湖北省委早已决定，“八七”会议以后尤为坚决。现在可以证明省委的策略是正确的。湖北的秋收暴动，以鄂南为模范区[10]，但该区在九月八日的来信，竟无理由的将省委决定的暴动时期——九月九号改期，这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最后表现。蒲圻不攻城，但农民自动的起来闹得很厉害。咸宁的农民也起来了。通山杀掉了县知事，而特委则在新店事变[11]之后完全逃回，后来省委一再派他们前往，但是完全走不通，该区农民虽继续奋斗七八日，然因无人指挥，遂不得不陷于失败。

　　在广东方面，主观力量比较更充足，农民已经普遍的起来，又有军事的力量，但有一个反革命的指导机关——革命委员会[12]，他议决二百亩以下的不没收，比起湘南农民议决五十亩以下的不没收，实在相差太远。他们不杀土豪劣绅，只相信枪杆的力量而又不集中，到了潮汕后，连步哨都不放了。未到惠州以前，即在准备作流寇，简直是失败主义。但在农民方面，前数月即已占领海陆丰[13]，事后仍未退却。贺龙部下有一千多人要想投降李济深，农民还有力量制止他们[14]。

　　总括一句话，“八七”会议后，中央的策略是正确的，湖北省委的策略也是正确的。此次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广东有了反革命的机关，湖南有了毫无作用的省委，湖北自省委以下，都没有领导农民革命的勇敢和决心。

　　三、广东及两湖秋收暴动失败后中国革命的趋势

　　两湖的秋收暴动失败了，广东的暴动失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究竟是高涨还是低落？有一种意见以为这次的暴动只是一个试验，实际上工农群众还没有达到暴动的程度，所以失败是应当的。这是说领导的错误。这个意见简直是大错误。第二种意见说农民很好，本来可以胜利的，失败由于党根本不好，还要切实研究，以后再来。这是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所负的责任，不知道过去的错误只是策略的错误。这是两个危险错误的观念。

　　现在中国革命是否失败了？广东、两湖秋收暴动的失败，由于没有广大的群〖众〗起来，虽然给中国革命以打击，使声威减低，但是，这个并不能证明中国革命是永久的失败了。革命如果永久失败，必定有两个条件：第一，敌人的政权巩固；第二，敌人能够改良工农的生活。现在中国的政权，在广东、东南和两湖，都是新军阀、资产阶级、豪绅地主、流氓地痞站在一块，无疑的要互相冲突。广东自张发奎回去后，汪精卫亦赶回，已与李福林等互相发生冲突[15]；东南方面，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16]等互相冲突；两湖方面，唐生智与何健〔键〕[17]冲突，何健〔键〕与杂色军队冲突，目前又有宁汉冲突[18]。这样，他们当然不能集中全力来压迫工农。所以敌人的政权不稳固，客观上可以推动革命的发展。此外，目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等的冲突和资产阶级的跳舞，都是以丘八[19]为转移，因此工商业不能发展。例如武汉工人失业的已有十余万，商店关门，连几千万的大银商都倒闭了，其余的小资本家更是没有办法，因之工资减少，物价提高，使城市罢工，乡村恐慌，阶级斗争日益加紧，任何人来都没有办法可以维持现状，更说不上改良工农的生活。再加战事发生，战区内则拉夫封船，焚掠骚扰，非战区的苛捐杂税亦必增多，这种情形，必然要使革命猛烈向前发展。在这时，如果灰心，便是反革命。

　　四、党对于目前时局的策略

　　我们既经确定中国革命潮流必然继续向前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仍然要走上暴动的道路。秋收暴动虽然失败了，暴动的时期还是没有过，所以党的策略依旧是照着暴动的路上走，但不是马上暴动。因为暴动是要破坏敌人的军队，毁坏敌人的一切力量，才夺取政权，组织政府。必须经过□□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的暴动，并不是要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一句某年某月中国农民暴动以为光荣，而是要得着实在的胜利，所以对于如何暴动的问题，必须切实注意。

　　在准备暴动中，有几个问题可以注意：

　　第一，有些同志的意见，以为在唐生智倒台时，我们即行暴动。这个意见本来很深刻，但是，在唐生智没有倒台的时候能不能提出暴动的口号？在暴动的时候是不是会临阵脱逃？唐生智赶走□□，□不是有新军阀继之而起？把这几个问题切实考量之后，所得的答复便是不能暴动，只能夺取武装，发展更大的暴动。怎样达到暴动？这个问题很重要。要达到暴动，首先须创造新的革命潮流，否则不能集中群众的力量镇压敌人。但要创造新的革命潮流，必须宣布暴动之目的。我们现在要建立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必向群众表示我们的真面目，尤其在新军阀战争有造成全国大混战之可能时。长江局决定，反新军阀战争是目前重要工作之一。暴动要广大的群众参加，并须指明民众的出路，所以此时的口号是打倒新军阀，打倒唐生智，打倒汪精卫，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等。工农的日常斗争，目前均须加紧进行。

　　第二，农民运动目前应扩大游击战争，杀尽豪绅地主，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一切公地，分配土地，一乡一县的弄起来，由贫农领导。自耕农反对此种行动，亦须在排斥之例〔列〕。对小地主也不要“文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站在阶级的观点上，很剧烈的作种种斗争。现在我们应该提出这个口号：“C．P．文明，就是保护豪绅地主”。中国的革命太文明了，是绝对不能成功的！现在还要注意集中力量，多派人到重要的县份，帮助农民，真正杀土豪劣绅。

　　第三，工人方面的斗争，不仅是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组织秘密工会。现在中国革命，已发展到工农一再崛起，暴动打倒敌人的时候，主要的工作是准备二次暴动。在日常的斗争中，要准备武装斗争，因为一切敌人都有武装，如果没有决心同他们武装冲突，则必至完全不能行动。再者，工人的生活目前很痛苦，所以我们目前领导工人斗争，第一要有决心和敌人武装冲突，第二要组织工厂作坊委员会，在占领工厂或罢工胜利之时管理生产。失业工人的问题，在工人阶级未能夺得政权时，没有彻底解决的办法，现在可要求救济金，没有，即打毁失业工人救济局，打毁工农厅。

　　第四，要破坏敌人的武装，加紧对士兵的宣传。一营人中，只要有几个反对长官，在作战时用枪将长官击毙，即可使其全营溃散。更要夺敌人的武装，遇有小部分的败兵，或在目前军队调动有小部分经过某地时，均可夺取其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准备第二次暴动。

　　五、党的问题

　　党的问题，大家都很注意。党是机会主义的党，组织不健全，没有很好的领袖和干部人才，没有很好的思想，都是眼前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党是争斗的党，虽然有许多缺点，也有许多光荣历史，不能只看见了这许多缺点，就说党根本要不得。

　　其实现在有许多人拚命的攻击过去的错误而不提出积极的办法，也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我们并不是说党不要批评，不过在批评以后，还须积极的提出以后的办法。有人用批评过去错误的方法，把自己拉开，轻轻地卸去自己的责任，更是大错误。列宁说：你们如果要革命，便要证明你们在革命，否则便是反革命。批评过去，必须指出今后的工作，如果只是批评过去，必然会使工作停顿。在批评过去或现在的工作时，更要找住中心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有许多的批评，只注意于一些零星末节，实在非常错误。零星末节的错误，只是次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分别轻重。党是要积极批评的，但不可本末倒置的批评。现在是阶级分化的时候，一有不慎，即可流为反革命，所以同志们必须在革命主义、革命政策之〖下〗联合起来。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新政策之下，改造党的组织。从省委到支部都要召集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改选负责人员，铲除腐化分子。对于消极的、不好的领导分子，马上即须与以处罚，因为一个领袖都有一部分群众，他们的态度不良，影响极为重大，所以必须严厉处分，丝毫不能妥协。

　　[1]广东之失败，指南昌起义之失败。参见本书第330页注①。

　　[2]四月十二日，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反共政变。

　　[3]第五次代表大会，指一九二七年四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上海暴动，指一九二六年十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5]许克祥（一八九一——一九六七），字以行，湖南湘乡人。一九二七年春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五月二十一日，他在长沙发动反革命事变，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及其他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制造了马日事变。随后投向蒋介石集团，被任为独立第二师师长。

　　[6]三月十二日事变，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的排挤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中山舰事件。

　　[7]岳州，即今湖南省岳阳市。

　　[8]湖南紧急会议，指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长沙召开的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湖南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制订了今后湖南省党的工作路线，改组了中共湖南省委。

　　[9]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

　　[10]鄂南暴动，参见本书第336页注①。

　　[11]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鄂南暴动爆发后，十二日，中共鄂南特委在蒲圻、通城交界处的西坑组织了革命政府，计划联合在新店的“人民自卫军”（由土匪改编）会攻嘉鱼、咸宁等地。起义队伍集中至新店后，“人民自卫军”叛变，将队伍缴械，省党部鄂南巡视员漆昌元等被杀害。次日，特委迁去新店时，复遭伏击，特委机关被打散。这就是新店事变。

　　[12]军事力量，指南昌起义军。革命委员会，全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以共产党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成立。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但它以“继承国民党正统”为号召，反对反革命的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故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

　　[13]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反革命后，海丰、陆丰等地的农民，于四月、九月、十月先后举行三次起义，并在陆丰、海丰先后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一直坚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

　　[14]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流沙失败后，贺龙部二十军一师退至海陆丰，副师长欧学海向驻海陆丰敌军团长接洽投降，为农军知悉，途经青炕时，遭农军伏击。

　　[15]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〇），字向华，广东始兴人。一九二七年六月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汪精卫集团分共后，九月率部回粤，任广东省代理军事厅长兼省党部组织部长。十月兼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委员、副参谋长。

　　李福林，见本书第68页注14。

　　[16]何应钦，见本书第219页注17。

　　李宗仁，见本书第157页注⑧。

　　白崇禧，见本书第255页注⑤。

　　[17]唐生智，见本书第157页注⑧。

　　何键，见本书第349页注⑥。

　　[18]宁汉冲突，指一九二七年十月爆发的李宗仁、唐生智战争，见本书第345页注①。

　　[19]丘八，“兵”字由“丘”、“八”两字构成，故当时民间称兵为丘八。

　　(1)这是罗亦农在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原件无时间，文件收文戳记上的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月份是编者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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