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罗亦农

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七日）

　　常蔚[1]兄：

　　今天我们动身去长沙，过十天的光景即可返汉。在此时期，拟留弼时代理我的工作，如他不可能时，则由任旭代理，由任旭、乔年、昌群（C．Y．[2]长江局书记）组织常务会议，处决一切问题。不过大的政治问题，还须等待我归来[3]。

　　江西省委书记已来，江西的工作因南昌省委机关发现，大受挫折。农运，赣西南之万安、安福、永新一带大有希望，以历来工作之努力，江西农运固亦应当在吉安一〔以〕下到赣州为有希望耳。江西的党，简直不成话，决根本改造。省委我们决定搬至吉安或万安，理由是：省委必须在工作的中心区域（即农民暴动中心区域）直接指挥，然后才不至离开争斗。至于九江、鄱阳、南昌可划成一赣北区，同时受长江局直接指挥。其他详情，附上工作计划及泽楷[4]报告，不赘。

　　安徽省委书记亦来。安徽的工作才开始，长江局特别注意发展芜湖、荻港的工人经济斗争与旌德、寿县的农民运动。为此我们特别发了百元津贴，因安徽经费特别困难故也。其他情形详列庆施[5]报告及工作计划中。

　　河南工作甚复杂，河南省委对于暴动好像看作玩笑！对于党的策略似亦不甚了解。我们调以栗[6]来，尚未到。他们原定本月十日在确山、四望山一带暴动，后定十七日，豫南特委反对，我们亦认为十七日之暴动可暂停止，因无一点准备工作，徒然惹起一番屠杀，于工作无补故也。已去函通知，同时命令河南省委积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其他关于暴动准备的工作。

　　依两湖秋暴失败与广东失败[7]及暴动力量之准备等情形，此时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准备上列诸省在相当时期内一总的暴动。党在此时应当根本改造，此意我已在长江局提出讨论，大都同意，唯文字的决议案须等待我从湖南回来后才能做出。是否有当，尚望示知。

　　广东失败的消息传来，甚为不安。据从粤回来之同志报告，广东失败之主要原因为不坚决，不建筑在广大群众行动上面，轻敌，同时一般负责同志预存失败主义的心理，故在琉〔流〕沙一役，不战而溃。机会主义之毒深入吾党如此之深，致有如此之失败，这决非偶然的。我意此时应即召集中央扩大会议，从事根本造党与决定今后工作的新方针。万不可犹豫、悲观、消极，如此党便要灭亡。

　　常蔚诸兄，中国C．P．[8]的命运关系你们此时的工作非常重大，我以十二万分的热诚，希望你们积极的工作，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在上海召集一中央扩大会议。临行匆匆，言不尽意。

　　革命的敬礼！

　　亦农

　　10月17日

　　[1]常蔚，常委的谐音。这里是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2]C．Y．，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青年团，见本书第92页注31。

　　[3]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湖南秋收起义失利，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长沙，准备第二次长沙暴动，并查处中共湖南省委。任弼时于九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沙，同月三十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回任弼时，改派罗亦农、王一飞去湖南，召开中共湖南省委扩大会议，一面批评过去的错误，一面改组省委并决定以后的工作方针。

　　弼时，即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任旭，见本书第327页注⑥。

　　乔年，见本书第34页注①。

　　昌群，即刘昌群，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共青团长江局书记。

　　[4]泽楷，即汪泽楷（一八九四——一九五九），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七年六月至九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十月，调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加入托派组织，被开除党籍。

　　[5]庆施，即柯庆施（一九〇二——一九六五），原名沿惠，安徽歙县人。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6]以栗，即周以栗（一八九七——一九三四），字子慎，湖南长沙人。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7]广东失败，指南昌起义军在广东的失败。参见本书第330页注①。

　　[8]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

　　(1)这是罗亦农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本文按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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