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罗亦农

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日）

　　我是上月[1]十七日才开始在湖北工作，一直到现在。湖北工作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开始工作的时候，可说毫无头绪，此时在省委中工作的人有五十多个。回想当时的策略是溃退的。所有党的组织均非常之弱。到了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日报》[2]发表汪精卫等的演说词与论文以及国民党中央宣布了容共之政策之真像〔相〕后，于是湖北工作进行到了第二阶段。汪精卫等之论文以及民党[3]中央宣布容共政策之经过的用意，当时省委以为是：他们以改良主义为根本，使C．P．[4]失掉一切群众，然后进行杀戮C．P．。此时省委即决取进攻的政策，并预备一个总同盟罢工，宣布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的假面具。南昌事变及总同盟罢工[5]后，于是又进行到第三阶段。此时省委注意到了秋收暴动的工作。我曾于此时与任×[6]同志作了一个很长的计划，并提出派五百人到乡下去工作。首先讨论此工作的时候，省委与中央有几位负责同志还犹豫，表示怀疑，经过再次讨论之后大家才同意了。派人的结果还好，现在计算已派出去的有三六〇人到三七〇人。乡中工作分为鄂南、鄂北、鄂西、鄂东、鄂中、沿京汉铁路及襄枣[7]第〔等〕六区，各区都预备成立特别委员会。现已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西、鄂中、襄枣四区，主要的工作是土地革命，实行杀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没收地主土地等等工作。省委对此有很大的决心，但亦有缺点，即省委意见虽一致，但我左右的时候似乎多了一点。每每我一提出意见，大家赞成就是了，这是不好的现象。而最近陈××[8]同志病，王××[9]同志走鄂北，华×[10]又是新来，于是省委变成了独裁。同时派出去的同志亦有几种倾向：一、旧的观念和习惯。此种倾向例如在襄枣一带表现出来，此地同志过去几不懂得党的策略，一直到王××去后才渐渐懂得。二、第二种倾向是鄂中、鄂西派去的同志虽然懂得党的策略，但仍不能坚决于相信群众领导奋斗，致在行动表现得不积极。三、鄂南工作，过去是认为最莫有办法的，现在反变成了最有办法的，农民群众的行动，确是一种暴动的局面，还〔这〕是由于鄂南负责同志很忠实的执行省委策略的原故。但他们对群众的政治宣传做得不大好，同时还有一点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错误倾向，前次，鄂南负责同志来，他第一个问题即提出，武汉我们的队伍有多少？如鄂南暴动是否从武汉派兵即时可以消灭？我当时即对他们这种看轻群众力量而重视军事的倾向极力改正。后我第二次到鄂南去更特别注意如〔于〕此，结果才算是相当的打破了这种观念。现在可说政治观点最清楚的要算是鄂南了。但必须说明，如结〖果〗鄂南暴动失败，必失败在负责同志尚不坚决的执行与领导群众的奋斗上面。四、第四种倾向即是有一部分同志莫明其妙。这次我们派出去的同志，如果有二分之一能起作用，那就是很好的成绩了。现在大体上说来，派人出去的成绩还好，湖北农民运动的新局面，纯全是派出大批工作同志的结果。

　　过去党的基础无论在武汉三镇或在乡下都不好，机会主义之毒可谓特深。这次斗争，完全是新的力量来担负的。在鄂南，三礼拜前改选，有二分之一旧的不好的分子落选，二分之一新的积极分子当选，这也是党相信群众的好处。讲到乡下党的发展状况，比较算是鄂南为最好，鄂西次之，鄂东现在无办法，襄枣情形尚不大清楚，不能报告。

　　鄂南的暴动是已经起来了，暴动应当是胜利，如失败，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失败在同志尚不能相信与领导群众的奋斗上面，至于农民的气象是绝对胜利的表现。如胜利，一定要打岳州[11]，与湖南联合创立一两湖暴动的中心。我们希望是各地暴动同时起来，襄枣现虽失败了，但我们仍希望他起来，同时希望鄂西也起来。任×昨日已回，他说鄂中特委不得动，与各县都接不到头，天门、汉川比较能动，所以鄂中又要打折扣了。鄂西公安、当阳一带工作较迟，现在似乎有几县有办法，如江陵最有把握的农民有两千，公安有两万，当阳有三四万，江汉有同志八十人，农民为最多，农民有四十几个同志，该县有红会[12]一万多与土劣冲突，有硬肚会组织在苓河口曾与十五军打过一次仗，结果胜利。此地驻军暂编十五师不满千人，约有枪七八百枝，完全是土匪改编的，据说二军驻此的零零碎碎的有一万人，取中立态度。此地有一大土豪谢某，人民自卫团在其手中，有长枪一八〇枝，四十枝驳壳枪，现准备解决他。我们在江陵有驳壳枪十枝，土枪刀矛一千多，在江陵二区，有六十多人在造土枪，每日可出二枝。公安有同志七八十人，长枪一五枝，另有长枪二百多在王××同志手中，可受我们的影响。此地无驻军。当阳仅有十余同志，快枪十枝，手枪一枝，土枪、梭镖在一万以上。此外尚有十六军学生队一二人，内有同志四十人。石首以前有三十多同志，有枪三百枝，尚不知在何人手中。

　　宜昌农协的数量不详，市郊农民尚好。我们有四十枝驳壳枪在宜昌对面某山上，系由十六军拖来，可以抓住。此地码头工会可做工作，海员正进行罢工。宜昌驻有二军二三师人，当地土豪劣绅想组织人民自卫团，找我们同志帮忙。沙市工会招牌还在，但自己不能活动，现正进行码头、车夫、厨业等工会的组织。在沙市下游有捧〔棒〕匪二千多，系杨森[13]残部。这些是鄂西的情形，这些地方可为军事群众暴动的区域。我以为公安、沙市、当阳等地应马上暴动。十二三〖日〗公安、当阳即行开始，开始后，我决令他们向南发展，以与鄂南暴动汇合。明日即派人去。

　　暴动成功有希望的地方总要算是鄂南，次为鄂西。襄枣一区我们也要将他特别注意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多少力量，暴动有多少力量。即不能占据城市的地方，也一样要尽量杀土劣、杀政府官吏，施行红色恐怖，帮助农民抗租抗税，到处出没无常作土匪式行动，如此土地革命才可以发展起来。各处骚扰的现象如能继续两礼拜，则整个湖北暴动局面必大不同。现在要想种种方法来激动群众，我们的口号行动须按两湖暴动计划。现在我们的工作究已到何程度尚不得而知，不过今天的报告，比较从前的报告就要切实的多了，此为五十二人乡村中的土地革命工作的进行的情形。

　　此外，农村中的客观情形有两种：一、鄂南完全接受并实行我们的口号。二、其他各地的农民本不想交租，也觉得土劣不好，但恐怕政府不下命令不好，甚至有些农民觉得一点租不交也说不过去。农民有这种思想的原因，并不是农民不愿杀土劣愿交租，而是农民意识尚未总会〔汇〕起来集中到行动上走〔去〕，而是我们未领导他们，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

　　武汉三镇的工作，可说是用力最多而成效绝少。自省委改组以来，对于三镇，即抱定不相信过去党的基础，本有英勇的斗争才有党的组织的精神来工作。省委一开始工作即将各机关缩减了一半，但工作并不比从前坏。同时有许多的困难：一、同志不懂得什么叫斗争，尤不懂得什么叫秘密工作，一直到八月二十〖日〗以后，到处压迫起来的时期，大家才感觉到要秘密起来，这可以证明党的幼稚了。二、无论工会、党部的工作都无干部中心，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三、省委不健全，是工作不好的原因，因为湖北工作需要一个好而健全的省委。比如八月十日省委看见工作太不好，决定省委的人都分别到各区委各支部去跑，结果，因陈××非常实际，他跑的地方都起来了，其他的人跑的地方一点成效也莫有，于是又决定由陈一人去跑了一礼拜，这一礼拜的工作非常之好，各地都接起头来了，不久陈即病，暂时又接不起头了，由此即可证明省委健全与否之重要。任×比较实际，所以农运工作也比较作得好。四、时常破坏机关，一机关破坏后，经了几天都不能工作，并且工作还有一点家长式的情形，或一两个重要工作同志被捕，即全部工作发生问题。

　　省委过去对于武汉三镇的主要策略是照着下面几点进行的：一、抓住工人群众；二、发展经济罢工；三、建立党的基础；四、努力作群众的政治宣传；五、武装暴动技术的准备。省委的策略是对的，但因下面不懂得省委的策略，所以进行得非常之坏；省委不健全也是进行得不好的一个原因。工人却〔部〕亦弱，李××[14]同志是一个群众的煽动人材而不是多方面的一个指导者。在事实上武汉三镇工作不好的情形，可以在两个地方表现出来，一、党员的数量我接事时有八千人，到总罢工之前三四天，仅有三千，罢工后则减至二千五百，八月中则更减至二千，现在则仅存一千二百六十九人了，其中尚有些靠不住。党的群众虽然一天一天的减少，但党的策略仍然继续进行。二、武汉三镇工人因：1．生产机关的占有者方面说，他们因为交通和金融等关系得不到许多利润，厂主必向工人进攻，企图在尽量剥削工人上取得多的利润；2．政府反动，也向工人进攻；3．工人本身条件非常之坏。这三方面无论从哪方面说，工人都需要一个罢工的斗争。事实上有许多企图都有促成罢工的事实，只是我们并莫有去领导工人实行经济斗争，这并不是工人不要C．P．，而是C．P．不要群众，实际上是反群众的行动，自绝于群众。说到工会的力量，我不能说那里有多少那里有多少，只能大概的说各厂各地有一点，但是不多，整个的自然拿不住，这是很糟糕的，但目前实无办法。

　　我以为今天是湖北党的工作的一个关键，因为今天是旧历的中秋，同时又是两湖暴动的总发动日。今天以后的工作情形不同了，此后的问题：武汉是否暴动呢？技术上仍是要准备，但何时可以暴动呢？这必在到处农民暴动都提起来的时候。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拿群众并引导群众作实际的斗争，特别是引导工人作经济斗争，其次才是政治斗争。今天以后，武汉三镇方面的情形是上海去年五卅周年纪念以到去年十月上海工人第一次暴动以前的情形，即大的经济罢工的情形。因厂方生产不好，工厂关门，工人情形不好，失业的增多，在此情况之下，党即〔既〕不能领导工人实行斗争，各处也必发生一些工人自动起来的小的部分直接斗争，所以党现应尽量发展经济斗争，只有如此，才能在工人群众中重建党的信仰及发展党的组织。

　　农民暴动影响三镇工人一定很大，武汉工人目前听得农民杀土劣的消息，我们即从他们中间听见了“他们杀土豪劣绅，我们也来干了”的回声！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今天我曾告诉区委书记，要他们回去多发简短的传单，多作煽动罢工的工作。现在罢工即失败也是胜利的，至少我们可以从每次罢工中抓得积极的分子，我认为这种工作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也觉得也有些困难：一、许多负责同志不能跑到群众中去活动；二、即有几个好的同志去，则有被捕的危险，以致影响工作更大；三、从前向忠发的工会[15]都已改组，下级工会一时无法起来，因此今天以后的经济斗争是非常困难的。此经济斗争免不了一部分同志要牺牲，自然我们不是故意拿些同志去送死，但我们亦不能怕同志牺牲。以后此同志牺牲了就要发生如何大影响。总之，从今天以后湖北需要一个积极的行动，在此积极行动当中，省委本身有极大的困难，即省委本身不健全。目前武汉三镇需得力同志甚多，但无法想。同时还有困难，如各地农民暴动一起来，不知要多少力量来应付，省委又无人能到各地方跑，讲到人材总是困难的问题。

　　以后武汉三镇的工作，主要有两个：一、经济斗争；二、努力作政治宣传。集中两个方向做去：1．宣传农村的暴动；2．用简单事实（如说：如果汉宁妥协成功了，为什么政府各机关都迁往南京，而独军事委员会不迁呢？可见仍是军阀的冲突）证明汉宁妥协之不会成功。前者是提高并发展群众的斗争情绪，后者是打破群众的一切幻想。此外还应注意：三、造党的工作；四、武装暴动技术的准备。这是今天以后的四个工作方针。

　　最后我们要再三提出的是省委太弱的问题，常委要特别注意此点！我以为两湖工作的人太少，此次暴动失败后还好办，如果胜利了，又有何办法来应付那时的环境呢？

　　[1]上月，应为七月之误。参见本书第384—399页《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一文。

　　[2]《中央日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汉口创刊。

　　[3]民党，中国国民党之代称。

　　[4]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

　　[5]总同盟罢工是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二日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常委在决定南昌起义的同时，决定举行武汉同盟罢工响应南昌起义。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日，武汉人力车夫五千人因反动军警强行以国库券兑换铜元、殴打车夫而罢工。八月二日，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汉阳兵工厂工人等七万多人。同月十五日，罢工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失败。

　　[6]本文中的任×均指任旭，又名任曙，四川南充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农民部长。同年十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农委主任，在省委书记陈乔年患病期间，任代理书记。一九二九年参加托派组织“无产者”，被开除党籍。

　　[7]襄、枣，即湖北省襄阳、枣阳。

　　[8]本文中的陈××均指陈乔年。见本书第34页注①。

　　[9]本文中的王××，除第321页外，其余均指王一飞，见本书第34页注①。八七会议后，王一飞奉中共中央指示，从汉口去鄂北襄阳，领导发动驻鄂北的国民联军张兆丰旅举行兵变。

　　[10]华×，即华林，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11]岳州，即今湖南省岳阳市。

　　[12]红会即红枪会。见本书第238页注①。

　　[13]杨森，见本书第197页注13。

　　[14]李××，即李震瀛，见本书第173页注18。

　　[15]向忠发的工会，指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向忠发为委员长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向忠发（一八八〇——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八年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一九三一年六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同月被国民党枪杀。

　　(1)这是罗亦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报告。原载《中央通讯》第五期，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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