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议后的政治局势与上海自治运动|罗亦农

天津会议后的政治局势与上海自治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最近政局，据报载及所得消息似乎不好，现在反动军阀有新结合，向革命的军事力量进攻。其发生此局面之原因：

　　1.九江孙军失败之结果；

　　2.西北军[1]复起，天津会议[2]之产生。

　　因孙在九江失败，实力消灭十分之六七，很难统治江、浙、皖。自孙走后，下游各小军阀很摇动，孙之逃津也为此。别一方面奉军限吴佩孚三天之内克复武胜关，奉、鲁谋妥协就召集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之内容，有〔为〕目前很重要的问题。在天津未开会前，革命的势〖力〗站在绝对优胜的地〖位〗，九江夺下，河南小军阀投降北伐军，各方面民众运动很发展；相反一方面，奉、鲁冲突很厉害，孙与奉未妥协，且张宗昌[3]有联络阎锡山[4]与国民军攻奉之酝酿，现因天津会议对张让步，所以此酝酿已归消灭。奉此次对张宗昌让步，把实际利益如许他向南发展等，同时奉张在精神上承认了鲁张的地位。鲁张这次结果可得江苏，奉天可以集中力集〔量〕对付西北军。奉军现在很坚决的消灭西北军，西北军现有七万精兵，现大大的向河南发展，冯玉祥[5]可以指挥全军，阎锡山有联冯之意，合之北伐军势力之澎涨〔膨胀〕，与奉军有很大的危险。现在奉天竭力拉拢阎锡山及威吓阎锡山，阎已答应奉军可从陇西路进兵御西北军，这样于西北军危险很大，因西北军现尚待加以休养。

　　至于政治问题，尚未有何变更，昨报虽有杨宇霆[6]组阁及推作霖为大总统，但现在已因英、日之冲突而不能实现。在别一方面，孙传芳与张宗昌与张作霖的结合，此为于革命的力量最有妨害之事。

　　天津会议中有可注意的二事实：

　　一、孙传芳与天津会议。此次孙传芳完全是卑鄙龌龊的行动，他之所以如此行动，一方面因为孙自己力量不能保存，北伐军要东下；二方面鲁张要无条件出兵江苏，孙现为保存实力乘机待动。他到天津，从各方证明他初想借奉制鲁，结果他只得保存浙江与淞沪苏常[7]。现在他究竟能否得到此最下限度之保存，下面再讲。

　　二、帝〖国〗主〖义〗与天津会议。日帝〖国〗主〖义〗不希望奉军有多大发展，而英帝〖国〗主〖义〗很希望从此有反赤的团结，所以已以五百万镑借款帮助反动的军阀。但日帝〖国〗主〖义〗已感觉中国革命势力之澎涨〔膨胀〕，自己地位之动摇，所以多派重要代表佐希利[8]，他是日本外交界最有力者，他来调查中国革命的力量，如果确很坚固，则可组织中日不平等条件秘密研会〔究〕会，然后中日协作对付各帝〖国〗主〖义〗。现在美国已承认中国革命政府，俄国绝对帮助，日本不能不见机而联络中国。

　　美国帝〖国〗主〖义〗，今天报上柯立芝[9]发表根本反对列强武力干涉中国之侵略，他预备提出此策略付国际讨论，于中国革命有绝大帮助。

　　现在最利〔厉〕害者为英帝〖国〗主〖义〗，我们为根本打倒英帝〖国〗主〖义〗在华之阴谋，非努力做五百万金镑之反抗运动[10]，可以收很大效力。今天报上三省绅士已起来反对，我们应努力反抗。

　　奉鲁军发展之可能性。照现在报上看来，奉鲁军声势吓翼[11]，不但要得到江苏，且要皖与浙，然后打江西，一直打到广东。此计划虽近空想，但张宗昌是土匪式的，所以可以有此主张。但奉鲁军本身力量，消灭西北军未必可能，阎锡山未必能真心帮助。张宗昌的兵队不堪苦战，财政非常缺乏，现预备一千万军用券[12]。北伐军如果张宗昌逼之太甚，可与一战。长江下游，孙之部下及浙江军队有结合对付鲁军之可能，因此，我们不要过于害怕，奉鲁军发展之可能性并不很大。

　　现在我们怎样可以使奉鲁不能发展而抵御他？〈第一〉中国民众反对鲁军之心理虽强，但行动并不积极，如上海的中小商人首先反对，最后害怕。现在要民众的政治口号显明，民众要团结，要有武装准备，做种种捣乱工作，然后可以打击奉鲁军。

　　北伐军外交军事政策。北伐军现在有很大威望，且在世界已占重要意义，各帝国主义都将预备承认。北伐军在西南地位，如杨森及贵州袁祖铭、云南唐继尧部下结合倒唐[13]等都很顺利。惟北伐军重要问题在东南与东北，但北伐军目前力量要向东北与东南很难发展，因北伐军久战疲劳，嫡系军队很少，兵士尚无棉衣等。在北伐军前面，孙传芳联奉，鲁军要南下，河南与奉军要发生冲突。可是河南张治公[14]等结合想投诚北伐军，靳云鹗、田维勤[15]等有新直系的结合，都于北伐军有利益。西北军现想用全力来对付河南，不过实力上还成问题，这时候如果北伐军外交政策用得好，可把河南小军阀联络起来对付奉军。

　　长江下游自孙走后，也有二种结合之可能：一为浙江周凤歧、陈仪[16]等之独立，一为江苏卢香亭、李宝章、白宝山[17]等之结合，不问他是否近于革命，但终可使奉鲁军之发展受其打击，而北伐军可不直接与奉鲁军冲突，惟此就关系于北伐军军事外交政策用得好。现在客观条件已具备，只要北伐军多用点奔走之劳。

　　现在特别讲到下游问题。现有二个运动：一为军事运动，一为自治运动。现在此两运动有渐合为一之倾向，但情形很复杂，究竟军事上江浙军队之结合如何，尚未可必。自治运动，如三省联合会[18]等。我们从全局看来，北伐军到湖南，最重要的是唐生智[19]的投降而民众运动只是副力，到湖北更看不见民众运动，下游竟有民众自治运动之发生，参加此运动的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客、官僚、工人、学生，很有民众基础。

　　现要问此运动因何发生？是根据江浙实际状况而来，一为工业发达，一为文化发达，因此江浙人民、资产阶级特别有力，人民政治觉悟较别处为高。

　　归结起来，我们要使军事结合促成自治运动。如果成，果北伐已有了缓冲，可以休息，将来再与奉鲁战争。

　　此自治运动可能性很大，昨天三省联合会所发表宣言，有三目标很对：一、反孙；二、拒奉鲁军；三、江浙军队应赞成人民自治，都与我们主旨相同。此会之分子如蔡元培、虞洽卿、褚辅成[20]等重要名流都已参加，如果力量发展很有力，可以促成他们更左倾，更有成功希望。

　　因此，我们的策略：

　　1.表现民众力量，促成自治运动；

　　2.促醒江浙军队联合拒鲁，成为缓冲地位。

　　我们的口号：（已见通告）。

　　现在我们的工作：要在下层群众各种中小资产阶级、工人、学生群众中实际宣传。

　　上海的运动问题：上海久已闹自治运动，一月前及九江攻下后我们都做这个运动。照目前下游军事变化，民众觉悟提高，应有此项运动。但在乐观方面，如资产阶级虞洽卿等都在进行；在悲观方面，许多普通民众都很害怕，不积极运动，这是很有重要关系的。

　　特别市的运动，现在还是很占重要意义，如果成立，无论对帝国主义，对各方军阀都有好处。

　　现在对于此运动活动的人，还未十分积极，我们仍须继续做政治宣传，要把我们的政治口号提到民众中去。

　　枢蔚[21]已决定明天举行讲演，各级党部对此运动绝对不要放松，这是于北伐军、于中国革命前途很关重要，务要使我们的主张倒孙拒鲁，成立自治市。

　　至于武装暴动，在技术上仍可准备，但尚难爆发。

　　[1]西北军，冯玉祥率领的部队，原名国民军。见本书第89页注⑦。

　　[2]天津会议，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天津召开的奉军军事会议。见本书第181页注16。

　　[3]张宗昌，见本书第128页注②。

　　[4]阎锡山，见本书第191页注③。

　　[5]冯玉祥，见本书第6页注②。

　　[6]杨宇霆，见本书第146页注16。

　　[7]苏常，即江苏省苏州、常州。

　　[8]佐希利，一译佐分利，即佐分利贞南，当时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代表。

　　[9]柯立芝（一八七二——一九三三），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10]当时传说在上海的香港英商，将借五百万英镑给北京政府，即将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北京与英商签字。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致电英国公使，称“此项借款，假手军阀助长内乱，根本破坏长江和平，实无异于三省人民作战”，表示“三省人民无论何时，概不能加以承认”。

　　[11]原文如此。

　　[12]指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内阁会议通过张宗昌提出的在江苏省内发行军用票一千万元提案一事。

　　[13]杨森（一八八四——一九七七），字子惠，原籍湖南衡阳，生于四川广安。四川地方军阀。曾任川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八月接受吴佩孚委任，任四川省省长，所部改编为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九月，组织援鄂川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率部东下援吴。同年十一月，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军司令。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五月，被蒋介石集团任命为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进攻武汉。兵败后逃回川东。

　　袁祖铭（一八八九——一九二七），字鼎卿，贵州安龙人。曾任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川黔联军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六月，率部入湘西援助吴佩孚。八月，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二军军长、左翼军总指挥。袁直至吴佩孚败局已定，方于十二月三日就职，但仍心怀异志。一九二七年一月，被唐生智诱杀。

　　唐继尧，见本书第65页注①。一九二六年，滇系实力派人物昆明镇守使兼第五军军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昭通镇守使张汝骥等密谋反对唐继尧。十月，云南迤西各界要求联县自治，推举龙、胡主持军、民两政。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龙云等实行“兵谏”，宣布拥护国民政府，要求改组省政府，唐继尧被迫去职。

　　[14]张治公（一八八一——？），字干岑，河南洛阳人。直系将领。曾任吴佩孚讨贼军第一路总司令，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时任陕西潼关护军使兼第二师师长。一九二七年一月，任国民联军驻洛阳总司令。

　　[15]靳云鹗、田维勤，见本书第109页注16、17。

　　[16]周凤歧、陈仪，见本书第145页注⑦、⑧。

　　[17]卢香亭，见本书第145页注⑤。李宝章、白宝山，见本书第172页注⑤。

　　[18]三省联合会，即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由新苏公会、全浙公会、安徽旅沪同乡会联合组成。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上海正式成立，宣布“以人民直接负责，速行民治为目的。”同一天，发表通电，内容为：甲.拒绝奉鲁军南下；乙.声明孙传芳秘密赴津，认为已弃其现有之地位；丙.对三省将领声明，凡同情于本会者，认为人民之军队；丁.希望全体人民起而共同负责。

　　[19]唐生智，见本书第157页注⑧。

　　[20]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〇），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后去法国、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荷兰、英国、比利时等讲学、考察。一九二六年二月回国后，在上海参加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攻克杭州后，任浙江省临时政治会议委员、代理主席。同年三月二十四日，由杭州抵达上海，卷入了国民党的反共“清党”运动，曾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

　　虞洽卿，见本书第118页注⑦。

　　褚辅成，见本书第189页注22。

　　[21]枢蔚，中共上海区委的代称，见本书第89页注⑨。

　　(1)这是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本文据中共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记录整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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