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区各地最近工作方针决议案|罗亦农

江浙区各地最近工作方针决议案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自从北伐军占领武汉，民众第一敌人吴佩孚既已打倒，到了现在第二敌人孙传芳也到了末日。因此孙传芳统治下的五省，尤其是江浙两省的政治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动。南京、杭州、宁波等各地的小军阀、政客、官僚、资产阶级、中小商人、知识分子等都有倾向国民政府的投机行为；工人、学生以及一切被压迫的市民更受到了一个奋兴剂，益发活动起来。革命的空气确已到了极高涨的时期，可说是江浙两省历史上最重要的革命发展时期。

　　在这样的政局之下，我们做工作自然和往常不同，要使各地负责同志确实明了此后的工作方针，所以有召集这次大会的必要。可惜这次大会只到了南京、宁波、无锡、苏州等四处代表，其余若杭州、绍兴、温州、余姚、南通、常州、徐州、宿县、蚌埠等处因时间上及交通上种种关系都无代表出席，现在根据到会各处代表的报告，做成这个决议，以为此后各地做工作的南针；其他未出席的各地党部，情形颇多相同之处，也足供参酌。

　　今后我们怎样做工作呢？我们先要有下面根本观念：

　　一、不要有奢望——1．北伐的胜利不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全部的成功，而只是一种军事的胜利，何况江浙有许多小军阀、官僚等投机的〔地〕依附国民政府，更不能充分的给民众以自由。2．不要以为民众力量大，太看重自己，而与当地的军阀、官僚争政治的胜利。我们只应以民众的力量，推动他们逐渐左倾。

　　二、工作的方针——我们要利用北伐胜利的机会，尽量发展民众力量，抓住广大民众，仅仅抓住几个领袖是无价值的。要以C．P．[1]及左派分子与广大的江浙民众见面，使群众发扬起来。

　　三、如何发扬民众运动——1．做广大反孙运动，列举孙之罪恶，如勾结帝国主义、贩卖鸦片、苛捐杂税等。2．提出各地民众的总要求及各阶级本身利益的分要求。3．提出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等口号。4．如果奉军有南下的消息就要尽力反对。5．“赤”与“反赤”问题。我们要指出“赤”是替民众争自由的，“反赤”是剥夺民众的自由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个政党，是能按照民众要求领导民众奋斗的。各地各级党部应该以各工会、各团体等名义，甚至以C．P．名义提出要求，发表政治主张。

　　除掉政治主张之外，各地实际工作，应该注意：

　　一、民校[2]运动——要尽量与各方面联络，吸收中上流社会的革命分子，建立民左派组织。

　　二、工人运动——要特别注意真有革命意义的交通工人、城市工人，如铁路、码头、轮船、驳船、黄包车夫、电灯、电话等。

　　三、农民运动——江浙区最重要的责任是农民运动，各地如能把农民组织起来做上海工人的同盟军，就很有意义。各地党部要特别注意帮助农民作各种本身利益的奋斗，如抗租抗税、反抗缉私营等的运动，乘机建立农民协会的形式。

　　四、地方政治运动——过去我们都不注意各地实际的地方政治工作，使我们不能得着民众的同情。宁波现在稍为做了一些如反抗工程局西干事、抑平米价等运动，已收□〔到〕不少效果。今后我们应着手调查关于地方政治上的材料，创造各阶级本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社会运动。

　　五、其他工作——如商民、学生、店员、妇女等运动均要发展，但不要空谈全国政治，要多做本身利益的奋斗及地方政治运动。

　　至于内部组织问题，各地党部应该要：

　　一、尽量发展数量——现在各地党部还是小团体的形式，往往客观上革命情绪极高，而我们主观力量薄弱，不能领导，并应付也手忙脚乱。此后政局发展，更有扩大组织之必要。如果我们仍取从前的关门政策，不尽量吸收革命分子，等于反革命的行为。

　　二、严整党的纪律——过去各地同志有二种□不良的倾向：1．闹意见，如南京、杭州的一部分同志越级告密地方书记及民校党团书记，最近下关宁波工作同志也互生意见，甚至因而有怠工的倾向。2．胆小，不注意政治，不向外活动等。此为各地普遍现象，而南京、杭州为尤甚。我们的党是以铁的纪律著名，绝对不容党员有个人主义、感情结合等不良行为。

　　三、竭力矫正种种左稚行动——过去我们同志无论在宣传上行动上态度都非常左倾，自以为非常革命，而不知结果则吓退一般中小商人及知识分子，破坏联合战线，各地工作同志应负责纠正他。

　　四、注意建立支部工作——过去各地支部是形同虚设，没有一个真正布尔雪〔什〕维克的支部，此后应该重新整顿，使每个同志都归支部，都有工作，每个支部要成立干事会，负责创造和分配一切工作。这样才是真正的党的基础，真正的社会的核心。

　　五、赶紧培养干部人才——过去各地党部都感于干部人才的缺乏，不够分配工作，因此常有请求区委派人，这是错误〖的〗。应该赶快训练同志，造就干部人才，尤其是支部工作人才。

　　[1]C.P.，英文the 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

　　[2]民校，中国国民党的代称。

　　(1)这是《江浙区各地最近工作方针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它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罗亦农在上海区委召开的外埠负责同志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原载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上海区委机关刊物《教育杂志》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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