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罗亦农

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

　　（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

　　廖仲恺[1]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廖仲恺遇刺，不是简单的个人问题，其意义，也不只于死了一个寻常的伟人先生，因为他之死，足以表示中国此期革命运动的性质，至少也使中国南方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划分一个阶段。

　　他之死，不但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

　　他为什么死？为中国民族谋解放而死。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

　　为什么呢？须将廖仲恺遇刺之前的广州政局说一说。

　　严格说起来，本来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并不纯粹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身上，还有各种反动军阀临时凑合的势力，依赖着革命政府而生存。这样的一个革命政府，地势上又因为与控制中国南部经济的香港政府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所以时常在英国帝国主义者和反动军阀的恐吓之下。当中山在时，尚且免不了被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扶植的商团事变[2]，中山死后不久就发生刘、杨战争[3]。这许多事实，本来都有右派从中鼓动，大显了一番神通，但是此地我们要说明的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基础不稳。

　　刘、杨剿灭后，广州革命政府，依历史的眼光，到了一新时期。因为剿灭了两个侵夺地盘、擅任官吏、霸占机关、私收赋税、私定苛捐杂税、开设杂赌、包办烟土，……使广州革命政府不能有所作为的强有力的军阀，使香港政府一时失了在广州内部的武装工具，使国民党的右派先生们一时敛迹。此时，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假若真能团结，有革命的决心，实在可以大有作为。在实际上，刘、杨剿灭后建立了国民政府，改组了广东省政府，实行军财两政的统一，禁烟禁赌，确实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为〗自有国民党以来惟一盛举。但是这种利于民众的政策，与反动军阀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必须以严厉的手段处置或解散与刘、杨类似的反动军队，才能实行；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一时不能下这样决心，所以自从实行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以来，到处发生障碍。在粤军中诚心悦意改组者只有李济深和许济[4]，其他如梁鸿楷、李福林、林树巍、莫雄、郑润琦、杨坤如、罗翼群等[5]，不仅不愿改组，且公然表示反对，占据财政机关，包烟包赌，干涉民政，毫无顾忌。在李济深一师确实有改组之可能，但因与其一部分部下不甚和睦，为改组事，时生龃龉，有妨碍工作进行。许济总算听话，但他的军队根基太坏，军官多不甚可靠，如不加以淘汰，前途希望仍甚少。这样看来，粤军大部分有五分之四，立于反革命地位以与革命政府相抗，其余之五分之一又多不甚可靠。在这样军队改组的重要时期里，所谓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主军”如此，此时国民政府所处的地位即可想见。至于谭延闿[6]的湘军，因为回湘的欲望，军饷不足，只有向左的倾向，朱培德[7]之滇军与湘军抱同一态度。蒋介石的党军本由簇新的制度组织，无容改组。其余还有一些小军队如程潜之攻鄂军，何成浚之鄂军，陈青云之豫军，李明扬、周贯虹之赣军等[8]，全因觅食之难，饷源之缺，都希望早日改组成功，他们好有一个着落。综合这许多愿意改组的军队，固然不能说他们没有改组的诚意，但将整个的赞成改组与反对改组的两大倾向中看，还是不革命的右派占实际优势。

　　赞成军财两政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者，以廖仲恺为最力。廖仲恺深知革命政府建筑在各个反动的军阀上面，假若不趁刘、杨剿灭后国民党所处的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不根本改组革命政府下所统率的军队，则革命政府的前途没有希望；假若不禁烟禁赌，得到民众的同情，革命政府实在危险；因此他以财政总长、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政治委员会的委员等资格，雷厉风行的执行，因此大招右派的反革命军阀之忌，这就是廖仲恺被他们狙击的第一个原因。

　　右派的反动军阀自私自利甘心作反革命与刘镇〔震〕寰、杨希闵无二，所以凡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利于他们个人的行动，他们务必反对，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崛起，在在与他们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因此凡属反革命的右派军队无不摧残农会，妨碍农民运动向前发展，这不仅郑润琦的第三师最近在广宁惨杀农民可以为例，花县、东莞、香山[9]等处的事变，亦莫不如是。工人运动，表面上与他们关系较少，但最近省港罢工工人的伟大力量，足以使他们骇倒。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实行禁止粮食货品出口，与香港断绝营业关系，处处与割据式的反动军阀以实际上利害之打击，这些政策，这些运动，在他们看来，都以为属于共产派。总而言之，凡是与他们利害相冲突的政策，他们通以为过激。于是首当其冲为他们所属〔瞩〕目的，便是廖仲恺。因为廖仲恺的行动和思想在国民党之领袖中，平心静气说实是一个左派，但是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廖于革命政府改组后，主持工农运动外，又加上改组军队、统一军财两政的新责任。这个实际上名义上与反革命的右派军阀的利害冲突，非常的显明。此外，他们更记得推倒刘、杨的时候，廖仲恺主谋之力居多。廖仲恺未死之前三四礼拜，所传党军解散不法军队的流言，他们更信廖仲恺又是主动之一。何况党军勇往直前的气概和不怕死的战斗力，更为他们所忌。在他们看来，处此情状，非狙击廖仲恺不可。要消灭党军，又非狙击蒋介石不可。此外，许崇智[10]、汪精卫也是要被他们狙击的主要分子。许之所以被狙击，因为他在政府中曾主张军队改组，予他手下五分之四的军队以不利，又加上积怨，不〔就〕成为他们所要攻击的人物，甚至谓他庇护党军，摧残同类，实际上许氏与蒋介石之关系，正不必如戴季陶[11]所说，须本报记者加以挑拨，他们可以自成水火，不过粤军中人因为利害的冲突，终承认为改组军队，黄浦〔埔〕党军是主谋，许氏投降黄浦〔埔〕。汪精卫所以要被狙击，因为他是改组政府后的一个中心人物，他对禁烟禁赌特别主张不遗余力，这当然要遭右派军阀之忌。于是右派军阀暗杀阴谋发生，汪、许、蒋、廖都在拟杀之列，已被狙击者就是廖仲恺。在此地我们可以说右派反革命的军阀大联合，是廖仲恺死的第二个原因。

　　有了右派军阀的大联合，自然而然会联到右派失意的官僚、无聊的政客和卖国的买办，因为军阀与反革命的官僚、政客、买办总是一致的。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许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欲望，并且还有许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12]都是赋闲，且胡毅生失了胡汉民[13]执政时卖官鬻爵的大买卖，那有不惹动他们的无名火积极的鼓吹煽动起来！因此胡毅生等就在李福林等的军队里煽动，有许多靠革命吃饭的就在海外华侨宣传，说政府主张共产；买办商人周殿邦得了香港政府的大批金钱，在沙基设立了一个大的俱乐部，供给胡毅生、魏邦平[14]、林树巍等的挥霍，一方面又以金钱接济赵士觐[15]、胡毅生、林直勉创办反对革命派以反共产为口号的《国民新闻》，专门与政府为难。在这样的右派、官僚、政客和买办的活动情状之下，加上右派革命军人的大联合，自然要使广州的政治弄糟，处处与革命政府为难，广州的政局要急变，自然免不了的了。这种现象，还在八月初就看得非常之显明，而广州的革命群众在此时又有再不能忍受反动军阀的压迫和反革命的官僚、买办的造谣的表现。所以有八月十一日之广州大示威运动，要求政府解散不良的军队，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当时政府诸领袖有相当的决心，当然尤其是廖仲恺，这是廖仲恺死的第三个原因。

　　中国的军阀、官僚、政客、买办都没有独立的力量，更加没有政治的知识，他们所以在社会上扰乱，做出许多滔天大祸出来，都有帝国主义者在后面发纵指使。廖仲恺之被狙击，最近广州之政局严重，英国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实负勾结主使之责。刘、杨打倒后，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广州一时失掉了强有力的武装工具，不幸又发生五卅惨案后之全国大反帝国主义运动，香港政府非常之恐惧香港的中国工人罢工，多方破坏。结果，香港的中国工人为爱国的热情所冲动，为香港政府积年无情的压迫所驱使，差不多都返广州大罢工了。此时香港几成一荒岛，香港政府第一次遇着了唯一的致命伤、空前未有的大对头——大罢工，因此香港政府想尽方法，以期消灭罢工。当罢工第三礼拜的时候，驻沙面的英国代理袖〔领〕事曾嘱日本领事探听罢工的目的和解决的条件，有要求解决罢工的表示。到后来知道国民政府之下的一部分反革命的军阀和官僚、政客有捣乱的酝酿，因此积极的勾结他们，以期国民政府内部瓦解，达到解决罢工；同时又拼命供给洪兆麟、邓本殷等[16]的枪械子弹，以期从东路、南路扑灭国民政府。

　　此外又在香港各处制造要求英国政府以武力干涉广州的空气，并发出大批的金钱宣传国民政府将实行共产，驱逐他们所谓广州及广东之布尔扎〔什〕维克。香港政府的计划可谓精细周到，这也是他迫不得已的情形，因为现在香港与广州的问题是你死我活的问题：国民政府胜利，则香港的势力不能肆无忌惮的伸张至广州；香港政府胜利，则国民政府将被消灭，且使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受一很大的打击。这种意义，国民政府的首领如汪精卫、廖仲恺等当然非常之明白，所以积极的帮助省港罢工。省港罢工，在刘、杨被打倒之后实成为广州政治的中心问题，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与帝国主义者的力量都在此问题上勾心斗角。但因为这个问题，又加上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廖仲恺于是就不免一死了。这是廖仲恺死的第四个原因。

　　在上面所说的许多情形看来，我们可以得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廖仲恺是被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军阀、官僚、政客和帝国主义者、香港政府刺死的。廖仲恺不因简单的个人而死，而为中国国民革命而死，死在帝国主义者、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互相勾结，想积极消灭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紧急时期，有很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二个结论是：现在广州的问题并不是共产与反共产的问题，而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所谓反共产这个口号，在反动的军阀、无聊的政客、卖国的买办一方面说，是他们想割据地盘，传达做官的欲望和保障发展买办阶级的力量的假面具；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说，是香港政府想维持和发展他在南方的势力，消灭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利用中国人从中世纪所遗留下的宗法社会的软弱心理的大阴谋。

　　第三个结论是：国民党的右派总是反革命的，右派不根本痛快的肃清，国民党不能负引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群众实行国民革命的任务。

　　现在再看廖仲恺死后之广州的政治情形。

　　廖仲恺死后，当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开会时即组织一特别委员会，指定汪精神〔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负责办理廖案时之一切政治的和军事的最高责任。此外，还组织一十七人组织的特别法庭，这当然是革命的组织，应有必有〔要〕的。要犯除朱卓文[17]、胡毅生、魏邦平、林树巍、赵士觐外，余都被拘留。参加此次暗杀的军队如杨锦隆〔龙〕、梁士锋、林树巍等[18]都已被解散，其他如梁鸿楷等的军队正在解散中，这当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有意的无意的、自觉的不自觉的，参加此次暗杀的人实在太多，假若国民政府负责办理廖案的人没有决心，不将他们最后的根本肃清，国民政府的前途还免不了危险，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凑合，弄成更凶险的事变。廖仲恺之死固然是国民党的巨大损失，但是国民党诸领袖假若乘此机会有肃清反革命的决心，未始不能使国民党开一新局面。即站在私人的感情一方面说，廖仲恺与国民党诸领袖共同奋斗几十年，不为他复仇，也无以慰他“在天之灵”！至于廖死后之各方面态度，右派当然非常的快意，胡汉民的态度当然最癘促不安，因为有他的堂弟胡毅生参加主谋。据报载，他现在并软禁在长洲要塞司令部，有参加暗杀的嫌疑，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最愤慨的当然要算汪精卫、蒋介石及工农群众。许崇智自然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这次右派的联合实在太显露了。至于大商人，普通是不高兴廖仲恺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民政府现在是否危险？可以肯定的答复：国民政府是不危险的，因为有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和比右派反革命军队数量较多的革命军队帮助国另〔民〕政府，香港政府的阴谋此次无从实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付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廖仲恺先生已经死了！国民党革命的诸领袖们！你们不要错过这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很坚决的最后的肃清一切反动的力量，使国民政府建筑在真正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军队上面！错过这历史时期，广州就要发生第二次更凶险的事变！

　　国民党诸党员们！你们要更积极的前进，铁桶一般似的团结在革命旗帜之下，继续完成廖仲恺先生未竟之志！

　　广东的工农及全国的革命群众们！廖仲恺先生为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的力量而死，你们应当更加愤慨，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维持国民政府！

　　[1]廖仲恺，见本书第69页注19。

　　[2]商团事变，见本书第23页注24。

　　[3]刘杨战争，指一九二五年六月广州革命政府平定驻广州的滇、桂军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战争。

　　[4]李济深，见本书第68页注15。

　　许济，当时任建国粤军第四师师长。

　　[5]梁鸿楷，曾任邓铿所部粤军第一师参谋长，邓死后，继为师长。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一军军长，后因涉嫌廖案被捕。

　　李福林，见本书第68页注14。

　　林树巍，原为桂军第五师师长。刘震寰失败后，改组为建国第一师师长，后因涉嫌廖案所部被收编。

　　莫雄，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二师第二旅旅长。廖案发生后，一九二五年九月，收编了林树巍部，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师长。不久，许崇智被蒋介石排挤，莫在所部被缴械后出逃香港。

　　郑润琦，当时任建国粤军第三师师长。九月，所部和莫雄部同时被蒋介石缴械后遣散。

　　杨坤如，原为陈炯明部第一路司令、第六军军长，踞广东惠州。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一次东征后，向滇军第三军军长胡思舜部投降，所部被改编为滇军八、九两师。六月，为许崇智收编，任建国粤军第二军军长、惠州督办，仍踞惠州。十月六日，通电称奉陈炯明令，就粤军第六军军长。同月十四日，所部为东征军消灭。

　　罗翼群，时任建国潮梅军军长、东江剿匪督办。

　　[6]谭延闿，朱培德，见本书第68页注13。

　　[7]谭延闿，朱培德，见本书第68页注13。

　　[8]程潜，见本书第68页注13。

　　何成浚，曾任湖北招讨使兼建国军北伐总司令部参谋长，随谭延闿入江西北伐。时任东征军总部总参议。陈青云，时任建国豫军总司令。李明扬，时任建国赣军总司令。周贯虹，时任程潜部攻鄂军总司令。

　　[9]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

　　[10]许崇智，见本书第67页注12。

　　[11]戴季陶（一八九一——一九四九），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等职。一九二五年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十一月，出席西山会议，任宣传部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六月，任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一九四九年因对前途绝望自杀。

　　[12]胡毅生（一八八三——一九五七），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胡汉民堂弟。一九二五年在广州参加创办国民党右派报纸《国民新闻日报》，积极反共。廖仲恺被刺后，潜逃香港。

　　林直勉（一八八七——一九三四），字绍轩，广东东莞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大本营会计司司长、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五年，任管理粤汉路事务。同年六月辞职。国民政府改组后，任监察部委员。八月，因涉及廖仲恺案，被捕入狱。

　　[13]胡汉民，见本书第24页注27。

　　[14]魏邦平，广东地方派军人，曾任桂军警察厅长、第三师师长。在一九二五年平定杨刘叛变战役中，任建国军渡河攻城军总指挥。同年六月后，任大本营总参议、广东粮食维持会会长。

　　[15]赵士觐，曾任两广盐运使，时在广州创办《国民新闻日报》。

　　[16]洪兆麟，陈炯明部重要将领，陈部潮梅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五年在北伐军东征中被击败后去职。同年十二月遇刺身亡。

　　邓本殷，见本书第67页注10。

　　[17]朱卓文，曾任粤军师长兼香山县县长、广东兵工厂厂长。

　　[18]杨锦龙，粤军梁鸿楷部第八旅旅长；梁士锋，粤军警备司令。两人均因涉嫌廖案被枪决。

　　(1)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三期，署名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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