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罗亦农

形势严重下之广州政府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唐继尧[1]祸滇、祸黔、祸桂不足，复野心勃发，积极图谋倾覆广州政府，其反革命行为久已显著，但造成广州政府目前的严重情势决不只一唐继尧，还有许多反革命的力量与他联合一致。简单一句话，现在广州革命政府实处于日、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段祺瑞、唐继尧、陈廉伯、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马素[2]等积极联合进攻的状态中。

　　唐继尧受日本的操纵，当他尚未遣兵入桂之前，得到日本大批军火的援助；及遣兵入桂，其一切军事进行计划，纯系他的军事参谋日本人山原氏为他运筹帷幄[3]。

　　卖国亲日的段祺瑞以大批金钱勾结陈炯明、林虎[4]，运动他们于广东革命政府反唐军事紧急的时候，反攻江东〔东江〕，直接的固然证明段祺瑞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间接的难道不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指示吗？

　　但是，徒一唐继尧还不能使广州革命政府发生动摇，因为假若广州革命政府所统属的滇军、桂军、湘军、粤军能一致的团结起来，就是剿灭唐继尧亦有余。在政治一方面说，虽然广州革命政府不能使被压迫的劳苦人民纯然满意，但广州究竟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广州革命政府始终还是举着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军阀的旗帜，比卖国亲日的安福政府[5]实有天壤之别，何况唐继尧祸滇、祸黔、祸桂的罪史昭彰？所以广东人民闻唐继尧遣兵入桂，想直捣广东之后，无论商人的团体、学生的团体、工会、农会等均发表宣言，拥护政府，宣布唐继尧的罪状。可恨的就是一班联唐的反革命军阀如刘震寰、杨希闵等，为他们个人的地位势力，不惜牺牲一切，与唐继尧勾结，为他的内应，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他们的野心，至〔致〕使革命政府所处的情势，一天一天的严重，广州的人民一天一天的陷于惶恐的状态中。

　　杨、唐之合作，据记者所知亦有其最近的原因，当〖东〗江[6]军事尚未澎涨〔膨胀〕、中山病重北京[7]的时候，国民党左派统一军事机关，预备集中军力，肃清东江起见，提议组织革命委员会，杨希闵等反对。攻东江计划：黄埔[8]和粤军一部打右翼，桂军全部和滇军一部打中翼，滇军胡思舜、范石生[9]部打左翼。实际上，当军事紧急的时候，刘震寰亲赴云南勾结唐继尧，拥戴唐为西南盟主，以期其遣兵进攻广西，推翻革命政府；杨希闵当时虽未与唐继尧勾结，然取中立态度，并未与陈炯明军队正式开火。不料仅一月的时间，右翼之黄埔军队及粤军居然肃清东江，电告大捷。东江肃清后，粤军的势力一天一天的扩充，当然不利于滇军，同时滇军的势力又不能伸张至东江，杨希闵有见于此，曾设法提议组织他前所反对之革命委员会，以为此委员会组织之后，其中委员之一决不至少他，藉此不但可以缓和粤军之进攻，或者还可利用机会，伸张其势力于东江。不意此时之国民党左派，认东江肃清后，须继续肃清所有反动的军阀，然后才可组织革命委员会，因此革命委员会之组织，无形沉寂。此时的杨希闵若真系革命者，尽可表明心迹，粤军当然不至有意外的举动，何况政府领袖们、国民党的领袖们素无魄力，惮于屏弃有实力的反动军阀！杨希闵计不出此，当范石生在南宁失败，公然尽弃前仇与唐继尧〖联〗络。

　　现在看他们的实力是什么。据记者所得的消息，在本月十七八左右，联唐派曾在香港皇后酒店六十号开会。杨希闵、刘震寰、马素、陈廉伯均亲自出席；唐继尧、段祺瑞、林虎、陈炯明、邓本殷[10]次〔及〕香港政府均派有代表参加。据闻刘震寰曾写信给孙科、张继[11]，请其出席会议，孙、张并未赴港，亦未派代表参加。此会议上议决马素担任外交，与香港政府接洽一切。单拿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一看，就可知道反革命的力量是什么。那些反革命的力量明目张胆的联合向革命政府进攻，是否如他们所藉以号召的谋西南团结肃清共产党？只要是稍有常识的人便明白了。刘震寰、杨希闵、卖国亲日的安福首领段祺瑞，勾结陈炯明等推翻革命政府，是应有的政策，最使人痛心的就是不肖的国民党右派马素等，于中山先生方死不久，公然公开的与反动的军阀、反革命的买办阶级、卖国亲日的安福政府及英、日帝国主义者勾结，图谋推翻该党总理四十余年革命遗留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不知何以慰该党总理“在天之灵”！这班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孙中山先生在日时，本来就说过：最后十余年来他天天就忙于与这班分子打仗。现在他们的罪恶更加昭彰了，他们反革命的假面具纯然揭破了，他们还在香港各报今天发表什么马素的谈话，明天又揭破什么共产党的阴谋，利用社会一般懦弱的心理，阴行其叛党反革命之实。许久以前就应当毅然决然的开除出国民党，国民党的诸领袖们总是犹豫不决，现在总可深一层的认识了他们，决定对他们应取的政策了！

　　反革命力量的结合已如上述，但反革命的力量中以唐继尧、刘震寰、杨希闵最有实力。刘震寰、杨希闵之动作最使革命政府危险，因为刘、杨的军队一大部分驻广州及广州的附近。在半月以前本来就应当发作，但因为刘、杨之部下的意见并未一致，与唐继尧尚未联络妥当，因此有香港会议发生，不料香港会议除刘、杨得到陈廉伯五十万帮助外，并未得到积极的结果。迨刘震寰、杨希闵返广州后，情形已大变更，革命政府已久〔经〕从事各种实力的准备且已布置妥当：黄埔及许崇智[12]的军队不日从东江返广州，朱培德、谭组安、援鄂军（程潜部）[13]镇师北江，李福林[14]镇师河南，李济深[15]镇师西江，联唐派的军队大有被包围之势，刘震寰、杨希闵因此不敢积极爆发。然杨希闵返广州后第二日即实行占驻民产保证处、烟酒公买局、电灯局、飞机学校、国民党第七区党部、黄沙车站等机关，于是广州之情形日趋严重，广州纯然在联唐派反动军阀势力范围之下。在这个时期内使人可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国民党中派有妥协的倾向。当杨希闵、刘震寰还在香港的时候，胡汉民曾派邹鲁[16]赴上海劝驾，汪精卫且亲自出马。及杨希闵返广州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在颐养园连开两次重要会议，出席者有杨希闵、刘震寰、廖行超[17]、赵成梁[18]、胡思舜、胡汉民、汪精卫、谭延闿等。这两次会议，因十分秘密，其内容外间无从知道，但据记者所知，有汪精卫提出大本营改组和起草反唐宣言，刘震寰、杨希闵等愿意签字的消息，总不外是妥协。汪精卫本一书生，素以调和派首领自居，当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炮击观音山的时候，尚且与陈炯明调和误大事，这次难免不旧病复发。至于胡汉民，原本与许崇智的意见不合，与其他国民党各有实力的首领的意见又未见得纯然融洽，不无恐怕反动军阀纯然肃清后，许、廖、蒋等[19]提出改组大本营，难被推为政府的领袖，因有想留一部分反动军阀的力量保存自己现有的地位的嫌疑。但是民众的空气是不愿意政府妥协的，商会、各工会、农会、学生团体开会时，均发表宣言拥护政府，反对唐继尧，要求政府肃清反动的军阀，因为他们深知道反动的军阀不肃清，革命政府不能整顿吏治，统一行政，从事各种建设。在别一方面，据记者所知道的军事计划也难使政府妥协，其势必求于武力解决。此外滇军将领联唐的阴谋一天一天的证实，革命政府的领袖们似渐知道刘、杨等之所以要求妥协，在于集中兵力，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待机而发，因此他们最近一二天的态度比较坚决。战争是不可免的。至于反动的军阀战胜还是革命政府战胜，虽还不可预定，但是反动军阀得不到民众政治的同情，反动军阀的实力没有革命政府的充足，论理，应当革命政府战胜，从此使广东的人民处于和平之境！

　　[1]唐继尧（一八八三——一九二七），字蓂赓，云南会泽人。滇军军阀。当时任云南省省长、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自封大元帅府副元帅，勾结驻广州之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出兵进占南宁、柳州，企图自桂东下广东，推翻广州政府。六月，杨刘叛乱平定后，退回云南。一九二七年被龙云、胡若愚等逼迫去职。同年五月病逝。

　　[2]陈廉伯（一八八四——一九四五），广东南海人。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一九一六年起任“粤省商团军”总团长。一九二四年十月发动商团叛乱，失败后逃往香港。

　　陈炯明，见本书第23页注。

　　刘震寰（一八九〇——一九七二），字显臣，广西柳州人。桂系军阀。一九二二年投靠孙中山，驻广州地区。一九二五年时任驻粤桂军总司令兼广西省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同年六月，与杨希闵相勾结，发动叛乱，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失败后逃亡香港。

　　杨希闵（一八八六——一九六七），字绍基，云南宾州人。滇系军阀。一九二二年与刘震寰一起投靠孙中山。一九二五年时任驻粤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广州革命政府委员。同年十一月，在和刘震寰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往香港。

　　马素（一八八三——一九三一），广东广州人。曾任孙中山英文秘书、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外交组组长、中国国民党美洲总支部长等职。一九二四年回国。国民党改组前，因反对国共合作遭到孙中山的严厉训斥。

　　[3]运筹帷幄，语出《史记·高祖本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后以“运筹帷幄”泛指策划机要。

　　[4]林虎（一八八七——一九六〇），字隐青，广西陆川人。陈炯明部重要将领。一九二四年陈炯明准备进犯广州时，林部为右翼主力。一九二五年广州政府第一次东征时，在广东兴宁、河源、紫金一带被歼。失败后，退到闽、赣边境，后离广东闲居上海。

　　[5]安福政府，指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一九一八年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集的国会非常会议，指使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在北京安福胡同组织俱乐部，包办选举，重选国会议员。在同年八月召开的新国会中，他们占了约百分之三十的席位。时称这一集团为“安福系”，称其把持下的国会为“安福国会”，称段祺瑞控制下的政府为安福政府。

　　[6]东江，此处指陈炯明。

　　[7]中山，即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电邀，离粤北上商讨国是。十二月四日抵达天津时已病重。同月三十一日扶病由津入京。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京逝世。

　　[8]黄埔，指黄埔校军，由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第二团和学生总队组成。第一次东征结束后，一九二五年四月，教导团第一、第二团组成党军第一旅。同年八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9]胡思舜、范石生，杨希闵所部建国滇军第三、第二军军长。

　　[10]邓本殷，陈炯明部嫡系将领。时任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督办、联军总指挥。一九二五年九月，陈炯明部进攻广州，邓本殷配合进攻。一九二六年二月，所部为国民革命军歼灭。

　　[1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字哲生，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时任广州市长。一九二五年七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任国民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一九二六年一月，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任广州市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十一月，任省常务委员会主席。张继（一八八二——一九四七），字溥泉，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六月，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案”。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积极参与组织“西山会议”，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三月被推为“西山会议派”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2]许崇智（一八八七——一九六五），字汝为，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时任国民党候补监察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建国粤军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改组后，任广东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军事部长，广东省军务厅长、省务会议主席，粤军总司令，财政监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特别委员会委员。同年八月廖仲恺被刺后，被蒋介石排挤出广州。

　　[13]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字益之，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曾任建国滇军总司令，后改任建国第一军军长。一九二五年七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

　　谭组安（一八七九——一九三〇），即谭延闿，湖南茶陵人。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建国湘军总司令。一九二五年七月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九月宁汉沪三方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任大会主席，并被推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时任建国攻鄂军总司令。一九二六年一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等职。十月宁汉战争爆发后，任西征军总指挥兼第四路总指挥、第六军军长。西征军进入武汉后，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

　　[14]李福林（一八七四——一九五三），字登同，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广东地方派军人。时任建国粤军第三军军长。一九二五年九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一九二八年，被解除军职。

　　[15]李济深（一八八六——一九五九），原名济琛，字任潮。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时任建国粤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九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十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率部驻广州。十一月，当选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军事厅厅长，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在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后任广州政治会主席兼广东省政府主席。

　　[16]胡汉民，见本书第24页注27。

　　邹鲁（一八八五——一九五四），字海滨。广东大埔人。一九二四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兼青年部长。会后，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时任国立广东大学校长。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组织国民党右翼团体西山会议派，反共反苏。

　　[17]廖行超，滇军杨希闵部第二师师长。

　　[18]赵成梁，滇军杨希闵部第一师师长。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在广州革命政府平定杨刘战役中被击毙。

　　[19]许、廖、蒋，即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

　　廖仲恺（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广东惠阳人。著名国民党左派。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先后兼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广东省长、财政部长、军需总监等职。孙中山逝世后，坚决执行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广州被右派势力暗杀。

　　(1)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第一一八期，署名亦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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