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央工作的意见报告|罗亦农

对中央工作的意见报告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钟英[1]：

　　《向导》[2]自八十一期起，对于民党[3]右派、中派所取的攻击的态度，我们认为是很对的。因为所谓左派的形成，就是在不断的与右派奋斗，暴露其妥协性、反革命性，向民众证明只有我们是革命的，惟有在这样的战斗中才能逐渐形成左派的势力。但是自八十五期起，我们同志的论调却有一种离开国民革命战线的不好的倾向。在八十五期独秀[4]同志发表一篇《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一文，大意是主张国民党现时应放弃军事行动、放弃广州，致全力于宣传组织训练群众及肃清内部工作。接着在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几期，和森、述之[5]诸同志均有类似意义之文章。国际[6]方面已将独秀文章译成俄文，提起讨论。这些文章中心的意见是：

　　1.认中山现在的军事行动[7]欲握到一部分政权为不可能，勉强利用军阀土匪的行动，其结果不惟丧失革命党的信用，妨害宣传的进行，甚且成为帝国主义制造中国内乱工具之一个。

　　2.国民党右派分子纯是反革命的。如国民党不能肃清内部，便不能实践国民革命的使命，且依据现时所表现的事实，我们或将脱出而另组织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国民革命的党（中央来信亦略露此意）。

　　本支部以为编辑《向导》的同志分析中国之国民革命历史的教训（尤其在双十节[8]纪念号说得很详尽），分析中国资产阶级之不能脱离帝国主义而必趋于妥协，分析中国工人、农人之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主要群众，分析广州政府现在之反动，均完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惟在这些分析中尚没有看清几点，所以在决定我们行动的政策时，便不免有错误的倾向。

　　第一，是没有看到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动是规定我们行动政策的出发点。半殖民地的中国已成帝国主义之最后竞夺场。所谓太平洋的战争，不一定是要英、美、法、日直接以兵戎相见（从上次大战[9]，他们已知道那是最危险、最不经济的方法，非到万不得已时不用）。就如这次奉直之战[10]，便是帝国主义战争之一种形式。究竟帝国主义在世界上的统治是否巩固呢？如其不是巩固的，他们有些什么矛盾呢？反帝国主义的两种革命势力（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是时时找寻帝国主义者之矛盾以为进攻的机会的。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与世界革命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有时在中国内部革命的条件虽未完备，而世界革命的发展已有促进他行动的机会。姑〔故〕无论其所得只有利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且分量很少，然而每一分的进步都给帝国主义以一分的打击，表示世界革命一分的发展。此种结果，从中国的无产阶级真正的解放上说，前途犹远，从世界革命的发展上说，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们行动的政策，不仅在能分析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分析各阶级的关系，分析革命的势力，最重要的还当同时注意国际政治、经济的变动，帝国主义的矛盾，世界革命的势力，尤其是领导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怎样。当从这国际的变动、矛盾中，去规定我们目前行动的政策。

　　第二，是缺乏战术上的计算，没有把最终的目标与目前应当努力达到的战线分析清楚。国民革命过程中的性质是非常复杂。无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如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方面也是被压迫民族彻底解放的革命），诚有待于宣传与组织训练工作在群众中的普遍，并需□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汇合始可有可能；然而资产阶级性的一部分要求，从目前帝国主义的动摇与矛盾中去观察，是有达到的可能。这个达到是不关于中国资产阶级之自己起来了与否，而是世界的革命势力必然要指挥中国的工人、农民来促成他。我们领导工农的党，倘若看不清面前的这条战线，则我们的工作便要落后，便要离开现时的政治，便不能于此种胜利中得到什么。

　　第三，是不与民党合作的倾向，是犯了左派的幼稚病。我们从战术上观察现在当达到的战线，我们是否有离开国民党而单独号召实现之可能，是否将因此而分裂了革命的势力，是否将离开了群众。一个革命党左派的形成，是不能用一种清高的方法，而是要滚入在纷乱的局面中去紧紧与现实的政治相联（如此才能说与群众相连），不断的与妥协反革命的倾向奋斗，才能形成真正有力的群众的左派。

　　上面以〔已〕指出《向导》编辑同志几个根本错误之点。现在再把几个具体的重要问题提出，详细陈述我们的意见。

　　一、国民党现时的军事行动、组织政府（不限于广州说）是否必要而且可能？

　　二、广东地盘应不应该放弃？

　　三、国民革命的左派当如何形成及他们应取的政策？

　　一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立在世界革命发展的观点上去分析现时国际的形势，帝国主义的矛盾，估量革命与反革命的能力，我们此时可得到的发展，认为国民党现时趋向于军事行动、组织政府是必要的，而且有实现的可能。不过这只是国民革命之第一道战线，离目的地还远得很。因此我们不当把他的所得看作最后的结果，应当藉此愈扩大宣传组织工作，为新斗争之准备。其理由如下：

　　一、我们先估量反革命的统治是否坚固。反革命势力的中坚当然是帝国主义，而军阀只是帝国主义利用的走狗，他若失掉帝国主义援助，便不能维持其存在。帝国主义若能相互协和以宰割中国，则中国的国民革命之发展，是十分困难，非有全国的基础（就是说，国民革命在群众中的宣传已经普遍，且有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及世界的联合（全世界民族解放与世界无产阶级之联合），不能就说到军事行动，夺取政权。然而帝国主义间这种协调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试看过去的历史与现在国际的状况，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是非常之深，英法对于中欧问题之冲突，美日对于远东问题之争霸，所谓道威士的共同侵略计划[11]仍酝酿着新的极大矛盾。土耳其革命[12]为什么得到这样结果，一方面固然是土耳其国民党[13]的努力及苏俄的帮助，同时也是能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去建立自己的政策。新银行团的计划[14]及临城案[15]所提出之铁路共管，为什么不能实现，这就是表示帝国主义的调和是非常困难。帝国主义除了相互间之冲突外，还有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日愈增长。这种革命运动是随着一个㳽漫全世界的工业恐慌与农业恐慌而愈益发展，资本家现时是没有方法解决这些恐慌的。法西斯特的政府及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之出现[16]，均足表现帝国主义死期竭蹶支撑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到现时的势力，并不十分坚固的。他已日在崩坏的过程中，他对于中国协同侵略计划，因有一时实现之可能，然而做到既非常之难（因为有下面三个大阻力：1.帝国主义间的利益不易分配一致；2.苏俄对于他们阴谋的破坏；3.中国人民的反对），勉强树立亦不能久。

　　二、我们虽知道帝国主义勾结反革命军阀所造成的统治，帝国主义的本身包含着种种矛盾，其势力并不十分坚固，然而中国国民党现时是否就有推翻这种反革命势力、组织政府的力量呢？从可能的一方面说：

　　1.他有一个三十余年忠于革命事业、足以维系民众思想、号召民众行动的革命领袖孙中山；

　　2.国民革命的群众（工人、农人、小商人、小地主、一部分知识分子）虽缺乏有系统的组织与训练，但他们已感觉革命的要求而趋向革命；

　　3.苏俄无产阶级国家的竭力帮助（这项势力特别主要）；

　　4.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援助（自然现在尚说不到十分有组织的起来援助，然而仅只反对战争、反对进兵中国一点说，多少要收一些效果的）；

　　5.再加上帝国主义间不断发生的矛盾，常常给我们以行动的机会。

　　从不可能的方面说：

　　1.国民党只有一个领袖及很少的我们同志是革命的，其余都是反革命的（包括中派、右派），党的实权几乎全在反革命的右派手中，所以他尚不配称有组织有训练的革命党，不能忠实的来领导国民革命，而且处处趋向反革命；

　　2.一个革命的党，他的宣传与组织及训练工作尚未做好，而就汲汲的去注重军事行动，拿到政权，则这个政府的势力必定不足建筑在真正的革命势力之上，而是利用投机的行动（即利用军阀、土匪等）。其结果，不惟丧失革命党的信用，妨害革命党的宣传，甚且成为帝国主义指导中国内乱工具之一个（如今之广州政府）。

　　三、从上面对于革命与反革命的势力之分析，我们知道：（1）帝国主义的统治是不坚固的；（2）他的矛盾是极大的；（3）革命的群众已经起来，足以号召，国民革命的领袖是已有了的；（4）反帝国主义的外援是极大的；（5）可以行动的机会是极多的，而所缺乏者即有组织的真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现时的国民党，他的分子大多是反革命的，他不能建筑革命的力量于群众上面，而只建筑于反革命军阀的妥协上面。因此过去国民党军事行动，占据一块地方，组织政府的政策[17]，只替反革命张目。然则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否就应放弃广州，放弃军事行动，〖只〗注意肃清内部，注意宣传与组织训练工作？我们是否可以暂时放下上述的可能条件而不充分利用，并且这种放下，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做到？他比较的得失如何？这皆是我们要弄明白的问题。

　　1.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其对象虽是打倒帝国主义，然而因为参加这个运动的分子有各种经济不同的阶级，其所达到的结果，与所采用的政策，遂亦非常复杂。无产阶级是要求一个彻底的解放，而资产阶级则只要帝国主义能予以相当的让步，便可妥协的。总之，国民革命要达到彻底的解放，是有待于全国左派有组织的工农势力之壮大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联合，其途至长。而在国民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一部分的成功，也足为新奋斗努力之准备，国民党左派分子亦应积极参加。

　　2.在这帝国主义极深的矛盾中间，常给国民革命以许多发展可能的机会。固然这种机会的背后是脱不了失势的一方面藉此迎合民意以为攻击敌方之举（如美国在五四运动时之帮助排日，冯玉祥在此时政变后之推崇中山[18]），然而这是我们工作发展的一个很好机会，我们要很机敏的去利用他。如果我们只看到最后的目的，只就形式的逻辑，不重视这种问题，便是忽略了现实的政治工作，忽视了现时应得到的发展（如反对中山北上[19]，反对中山与冯玉祥、孙岳、胡景翼[20]在北方造成一新的局面）。

　　基玛尔[21]在土耳其所得到的胜利（自然土耳其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全成功，就被土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了），从现时的国际矛盾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及群众趋向方面来观察，是有可能的条件，只在我们是否努力工作及政策是否应用得当。

　　3.客观既有可以军事行动拿到政权的机会，而中山又是倾全力向此方进行，我们不惟不能阻止中山这样做，而且从反对帝国主义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上说，亦不应该无条件反对。我们此时所当注意的是在怎样利导这种发展，避去不好的影响，而得到很好的结果。

　　4.上面是说明我们应观察国际的状况、帝国主义的矛盾，从这矛盾的裂缝中建立我们目前现实行动的政策，但我们同时不可忘了下列几点。倘若不能注意及此，则所有的行动，亦将成为无意义或得相反的结果。

　　A.当明白中国的国民革命，要得到彻底的胜利，只有在革命的发展有了全国的基础（就是说国民革命在群众中的宣传已经普遍且有相当组织与训练，一地方的暴动可得到全国的继起）及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汇合始有可能。目前的主要工作，仍是宣传与组织训练群众，军事行动局部的得到政权，只是利用现实的机会，去扩大宣传与组织训练的工作，去减轻帝国主义一分的势力，促进世界革命一分的发展，而不是把他当作十分稳固的。我们是要在每一次的事变，更提高革命的怒潮，准备二次的继起。

　　B.切不可将一个时间赞助我们的帝国主义及军阀认做什么“友邦”、“友军”，而将革命政府的基础放在他的上面，要很快的会武装自己的群众或解除军阀的武装，成为自己的武装。

　　C.绝不可隐没了自由独立号召的政治口号和政治主张，当时时提醒群众的观念，准备着新奋斗的到来。

　　二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放弃广州地盘的。我们应该企图使广州政权渐渐的落在左派手里。其理由如下：

　　1.我们很明显的知道，广州政府完全建筑在反革命的一群小军阀拥护之上[22]，他们没有其他更可发展的地方，而又没有一个能单独统治广东，所以便愿意奉中山作太上傀儡。他们之努力拒绝陈炯明之进攻[23]及此次之解散商团[24]，并不是有爱于中山的革命政府，而实是为保持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这种反革命军阀所拥护的政府，要望他对于国民革命能有多大的努力，自然是很难。人民切身所感到的只有苛捐杂税，负担之重与战争扰乱，不殊于北方军阀。

　　2.然而终竟因他的首领是趋向革命的，又加以国民党在改组后对于宣传工作亦略注意，他亦曾尽他的可能向民众表示过他反帝国主义色彩（如海关问题[25]等）。所以他在现实的政治上，在国民革命的宣传上，均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尤其是在世界革命中，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无论敌人与自己，均承认他有很大的作用。

　　3.广州政府的表面虽一蹋糊涂，仿佛莫可收拾，但我们若很精细的去考察，他办军官学校[26]的用意及财政统一的计划，都是预备逐渐向右派手中取得政权的倾向。固然一时虽未实现，而萌芽已在那里滋长。

　　4.在商团解散及中山离粤后的广东形势自然是很动摇的，他有下面四种的危险：

　　A.因帝国主义或明或暗的进攻；

　　B.陈炯明的反攻；

　　C.商团与回乡农团的反动；

　　D.内部各种的不和。

　　然而即令陈炯明攻入广州，亦不能完全驱除中山势力于广州之外；又如现时中派胡汉民[27]等能放弃其助长右派压抑左派的政策，而逐渐实现我们解除反革命武装的计划，则广州政府在国民革命的发展上，愈将表现其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时当竭力攻击右派、中派在广州政策之错误。同时不可使自己离开了国民党的立场，而当用尽可能的方略去使广州政权日渐左倾。

　　三

　　关于第三个问题，我们应了解国民党是不能有十分完整的组织，他是要逐步分化的。左派的形成当在党内不断地与右派争斗中锻炼出来，绝不可再采用清高的政策，那是离开了现实政治，离开群众宣传的最笨的方法。我们的意见如下：

　　1.国民党既是各阶级共同参加的，他除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一个目标外，没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就是这个目标，他们所想达到的分量也各不相同。所以，他的组织自然是不十分坚固的，自然是要逐步分化的。

　　2.实际上国民党的右派，还不配称右派，简直是反革命派。国民党此时之犹能包罗此复杂的分子，全是系于孙中山一人（右派利其名望，以争地盘，左派亦利其三十年来的革命声望及对于革命之忠实，便于号召群众）。

　　3.所以我们当认清我们在国民党的工作，是要善利用此大首领的声望和行动，赶快形成我们左派代表工农群众之强大势力。中山现时的思想，既很与我们接近，很倾向我们，我们若很好的指导他，包围他，则我们的希望并不是空想。

　　4.对右派当坚决的果断的与之奋斗，揭破其反革命的行动，防止其加于中山之影响。惟有如此，才能逐渐树立我们在群众中的基础，才能为将来大分裂之准备，才能肩负这革命完成的使命。

　　5.我们当认清楚所谓国民革命的宣传与组织训练群众等基础工作，是我们的责任，是不能希望于右派的。孙中山的军事行动，组织政府，是扩大我们宣传、增长我们实力的一个工具。我们没有可能制止中山不作军事行动，我们不能让中山从我们手里跑去，我们当抓住中山，攻击右派，按照我们一定的策略去进行。

　　本支部对于上面的问题，先在执行委员会经几度考虑，后复提出支部全体大会，作长时间的讨论，得以下的结论：

　　“我们认为吾党对于革命目前的工作，应该从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动中去规定我们行动的政策。国民革命过程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然而每一分的进步，却给帝国主义者以一分的打击，表示世界革命一分的发展。所以我们现时的政策应该是：

　　1.赞成中山利用帝国主义一切矛盾和军阀的冲突，去在民众中发扬国民革命运动和作拿到政权的准备。

　　2.我们切不可脱离了现实的政治行动，不可徒唱高调，而在革命过程中使我们的工作落后。

　　3.我们在现时切不可有脱离国民党而另建党的倾向，我们当紧紧抓住中山及其他倾向于左的国民党员，使他们行动趋向于左，形成国民党左派。

　　4.不断的努力攻击右派的错误，从这个行动的斗争中去形成左派势力。

　　5.现时提出放弃军事行动，放弃广州，是离开现实政治行动不必要的口号。但国民党纯全只与反动的军阀联络，广州纯全交在右派、中派的手里，我们当极积〔积极〕的攻击。我们现在不反对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理由是：能在被联络的军队中去宣传，使他起分化。我们现在不提倡放弃广州地盘的希望是：达到使广州的政权渐渐的落在左派手中。

　　6.国民革命的成功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党，要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强大的革命的党，因他过去的政策太错误，分子太复杂，非经过一整个的过程没有可能（即不要希望太急）。因此我们不能采用清高的政策，而应当在纷乱的局面中去开一条生路（即要在旧的残局上去形成国民党左派）。”

　　本支部以为照《向导》周报所发表吾党的意见，是有一种离开国民革命战线不好的倾向，将使我们的工作在革命过程中落后（如反对中山北上及广州军官学校与北京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28]，我们没有十分的深入去作工〖作〗等等，均表示我们工作之落后）。望钟英对于本支部的意见加以考虑。本支部又感觉钟英与国际的关系不十分密切，亦请钟英以后能注意到。

　　C[29]的敬礼！

　　旅莫CP支部书记　（Бухаров[30]）

　　十二月二十七日

　　[1]钟英，中共中央的代称。

　　[2]《向导》，中共中央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停刊。

　　[3]民党，中国国民党的代称。

　　[4]独秀，即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因对革命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组织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5]和森，即蔡和森（一八九五——一九三一），湖南湘乡永丰人。当时为中共中央局委员，《向导》周刊主编。一九三一年六月被捕后被杀害。述之，即彭述之（一八九五——一九八三），湖南邵阳人。当时在上海大学任教并任《新青年》、《向导》编辑。大革命失败后，成为托陈取消派的重要成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6]国际，指第三国际。见本书第4页注②。

　　[7]中山，即孙中山。中山现在的军事行动，主要指一九二四年九月孙中山的北伐。一九二四年九月，作为第二次直奉战争序幕的江浙战争爆发。为推翻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的统治，孙中山决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出师北伐。九月十二日，迁大本营于韶关。不久，直奉战争结束，北伐也随之结束。

　　[8]一九一一年（辛亥）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参议院决定将这一天作为国庆节，通称“双十节”。

　　[9]上次大战，指一九一四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10]指一九二四年九月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见本书第6页注①。

　　[11]道威士计划，一译道威斯计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等协约国提出的德国交付赔款之计划，因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提出，故名。计划共分六项，主要内容是：设立国际银行，经理德国政府之金融，在严格限制下，供给德国政府短期借款，帮助德国稳定金融，复兴经济，在此基础上再索取赔款；自一九二四年起，德国向协约国支付赔款，赔款数第一年为十亿金马克，以后是否增加，视其经济力而定；德国以关税、铁路、工业等为清偿赔款的保证；德国借八亿金马克外债（主要是美国），以保证计划之实施。

　　[1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腊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对土耳其发动了武装侵略，以基马尔为代表的土耳其民族资产阶级，在苏联的援助下，于一九二二年战胜了希腊侵略军。一九二三年建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共和国。

　　[13]土耳其国民党，即土耳其人民共和党，一九二三年由基马尔建立，领导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党当政后，禁止工农组织，反对土地革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

　　[14]一九二〇年九月，根据美国的提议，美、英、日、法四国成立了新银行团，包揽对中国的贷款。但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日间的矛盾，新银行团的计划未能实现。

　　[15]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山东土匪孙美瑶在津浦路山东峄县境内之临城毁路劫车，掳去中外旅客二百三十余人勒赎，即临城案。案发后，各帝国主义驻京使团多次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叫嚷对华实行铁路共管。

　　[16]法西斯特政府，指一九二二年意大利法西斯蒂党首领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的政变，夺取政权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法西斯特，一译法西斯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意大利垄断资本集团代表墨索里尼创立的政党。一九二一年成立。前身武装“战斗团”，成立于一九一九年，骨干为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队，专从事暗杀、破坏等恐怖活动。社会民主党政府，指一九一九年在德国建立的由社会民主党右翼执政的德意志共和国，它因通过了德国实行共和国的《魏玛宪法》，又称魏玛共和国。一九二五年后政权逐渐落入军国主义分子手中。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魏玛宪法》实际上被废弃，共和国结束。

　　[17]这里是指国民党在与共产党合作前的三次组织政府的行动：第一次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联合两广及云南各省的地方势力，在广东成立护法军政府，反对掌握北京政权的段祺瑞。一九一八年四月，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妥协，宣布改组护法军政府，取消大元帅职务，孙被迫辞职离开广州到上海。第二次是一九二〇年九月，粤军首领陈炯明由闽南打回广东。一九二一年五月，孙中山在广东重新组成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并收编了两广境内的全部滇军、桂军、湘军及各色土杂军队，准备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夹攻当时掌握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不久，陈炯明叛变，炮打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再度退避上海。第三次是一九二三年三月在广州成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一九二三年一月，在广西的滇、桂军一部，以拥护孙中山为名进兵广州，赶走了在广州的叛军陈炯明，重迎孙中山回广州，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孙中山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

　　[18]此时政变，指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的北京政变。这次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在北京的统治。政变后，成立了以段祺瑞为执政的北京临时摄政内阁，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电邀，离粤北上。临行前，他发表了《北上宣言》，明确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并支持和重申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以结束军阀统治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20]孙岳（一八七八——一九二八），字禹行，河北高阳人。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直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京畿警备副司令、北京戒严司令。

　　胡景翼（一八九二——一九二五），字笠僧，陕西富平人。一九二一年归附直系后，曾任冯玉祥部陕西第一师师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第二路援军司令。

　　一九二四年十月北京政变时，冯玉祥与胡、孙联合倒直。直系失败后，组成国民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孙任副司令并分别兼任第二、第三军军长。

　　[21]基玛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一译基马尔，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领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22]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占据着广州、暂时依附于革命政府的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

　　[23]陈炯明（一八七八——一九三三），字赞三，广东海丰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广州政府陆军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一九二二年六月，背叛孙中山，炮轰总统府，发动叛乱。一九二三年一月，被粤军许崇智部击败，退踞广东东江一带。一九二四年冬，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任粤军总司令，进犯广州，准备推翻广州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二月和十月，革命军先后举行二次东征，全部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

　　[24]商团，指广州商团，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陈恭受。一九二四年八月，广东革命政府扣留了陈廉伯为发动反革命叛乱而偷运的军火。十月十日，商团在广东全省举行罢市，威逼广东政府发还被扣枪械，张贴要求孙中山下台的布告，并开枪打死打伤在广州参加庆祝辛亥革命、反对商团游行示威的革命群众数十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广大工农群众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于十四日下令解散商团。十五日，调集工农武装、黄埔学生及其他军队，消灭了这一反革命武装。

　　[25]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美、英帝国主义为劫夺广东关税，截断广州政府的经济来源，派遣大批军舰到广州实行恫吓。孙中山在广大革命群众支持下，坚持斗争，迫使帝国主义作了让步。

　　[26]军官学校，指设在广州黄埔的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帮助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创建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在军校工作过。黄埔军校曾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成为当时建立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

　　[27]胡汉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字展堂，广东番禺（今属广州市）人。国民党元老之一。曾协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九月，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大本营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商团叛乱时，谋妥协解决，后执行孙中山指示，采取坚决镇压措施。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公开反对国共合作，成为国民党右派首领。同年七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任常务委员兼外交部长。不久因涉嫌廖仲恺被刺案而去职。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与蒋介石合作反共。后因权力之争，与蒋长期对立。

　　[28]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即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庚子赔款，指根据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等十一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付给各国的“偿款”，这个条约是在一九〇〇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赔款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苏俄政府照会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放弃俄国应得之赔款，用作北大、法专、医专等国立八校的经费基金。一九二四年，成立了由蔡元培、徐谦（中）、伊凡诺夫（俄）组成的俄国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上述事项。

　　[29]C，英文Comrade的缩写，意为同志。

　　[30]罗亦农在苏联用的名字。

　　(1)这是罗亦农代表中共旅莫支部给中共中央的意见报告。本文据手稿刊印。原件无年代，年代系编者判定。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