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年谱 1926年(3)

1926年(3)

　　7月2日　召开区委全体会议，在会上提出，现商人反对宅地税，居民反对房捐，浦东、南市贫民抢米，工人罢工特多，上海已成为革命的上海，我们应该跑到人民里面去领导。但由于全市党员只二千人，其中工人占十分之八，因而只能领导工人，其他无力量。关于上总启封问题，经过发传单、开会、派代表请愿等斗争，均无结果，工人情绪消沉，会议决定，总请愿后在有力量的地方怠工一小时。

　　7月3日　在听取各部委书记对上总启封问题的情况汇报后提出：如果我们不好好表示反抗，则官厅进一步的压迫来了，就无法抵御，因此要进行总同盟怠工；但这次怠工是“消极的”，“只是表示”。关于党的工作，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对重要部委要加强领导，由赵世炎、罗亦农、尹宽分任指挥，罗亦农负责南市与闸北部委工作。

　　7月6日　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听取余泽鸿关于学生运动情况的汇报后指出：“在上海各种运动中最好的朋友为学生”，学生工作最应“注重者为思想上的争斗”，要进行爱国与反帝的宣传，“万不能专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培养学生运动的领袖人才，会议决定利用暑假举办训练班。并决定由罗亦农讲授“上海学生运动的责任及我们运动的方法”（二次）和“上海党务概况”（一次）。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11日攻占长沙。

　　同日　召开区委主席团会议。在听取赵世炎关于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后指出：上海工人现在又到一新的时期。我们的总观念“在要动，如不动，必无发展希望。”因此“对于上海总的政策要动一下，即准备反攻。”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

　　7月10日　在各部委书记联席会议上阐述了区委准备反攻的方针。

　　7月11日　在中共上海区委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上指出：怎样使上海革命运动从原始成为有组织，单是共产党组织是不够的，单有工人阶级也要孤立，这就发生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争斗的团体，现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只有桌子、房子，没有工作，没有民众基础，没有政治觉悟。共产党要领导民族革命，就必须对市党部进行整顿。宣布今后国民党市党部的工作直属区委；组织中共国民党市党部党团，罗亦农兼任书记；健全国民党市、区党部常务委员会，如选杨杏佛担任市常委等。

　　7月12—18日　和赵世炎代表上海区委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四届三中扩大全会，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这次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的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明确把蒋介石划为新右派的代表，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在国民党内的政策，应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地应付中派，而公开地反攻右派”。但会议幻想争取蒋介石左转，并过分强调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

　　7月13日　主持区委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了贺昌关于共青团活动的汇报和汪寿华关于工人运动情况的汇报，讨论了出版党报的问题。

　　7月14日　上海区委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提出租界内的居民一律有平等的参加市政权、无条件的完全收回会审公廨、收回越界筑路等十六项要求，作为上海市民最低限度的要求。

　　7月中旬　因邮务支部“开会到者很少，支部会开不成”，召开邮务支部会，讨论改进意见。在研究当前情况后，支部决定发动工人要求加薪。会后，深入到邮务工人中作调查，在问工人能否罢工时，工人回答可以。

　　7月16日　召开区委主席团会议，研究工人运动。提出上总启封，已多次请愿无效，应将请愿改为示威。对邮务工会，会议决定准备罢工，发展组织。

　　7月17日　邮务工人自行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要求增加米贴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三千人。当晚，个别人私自与邮政局长接洽，擅发紧急通告，宣布复工。罢工失败。

　　同日　由于各党、团部委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召开各部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在会上分析了党团关系不好的原因，论述了党团的关系，指出：党要“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团是党的“预备队”，绝对受党的指挥，同时保持独立性。团的工作主要是青年文化工作，但同时也要顾及地方政治及工会等运动。强调：“在我们这样历史短而经验少的党团，非集中力量来做不可”，并提出了今后改进党团关系的具体措施。

　　7月19日　找十余邮电同志谈话，了解情况。

　　7月20日　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对邮务要集中力量去活动；特别要在信差苦力中发展组织，同时淘汰不好分子。

　　7月下旬　和赵世炎一起，在21日、22日、25日、26日、27日分别召开杨树浦、小沙渡、引翔港、南市、浦东、曹家渡、闸北各部党支部会，讨论整顿党支部的工作。

　　7月23日　向区委全体委员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

　　同日　经过坚决斗争和往返磋商，内外棉三厂、四厂厂主与纱总代表签订协议，承认纱总提出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不得殴打、拘捕工人，借洋五元等三项条件。24日，三厂、四厂正式复工。

　　7月24日　向部委书记作整顿区委工作的报告。

　　7月26日　召开区委特别扩大会议。会上，罗亦农作了《中国政治现状及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前途》的报告；赵世炎作了《如何实行中央扩大会议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的报告。

　　同日　内外棉三厂、四厂厂主散发传单，否认三项条件，坚持要开除十九名工人。纱总即将有厂家代表签字的原约用传单散发。

　　7月27日　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建议，对内外棉三厂、四厂问题要准备反攻。

　　7月30日　区委主席团决定编写小册子。由赵世炎执笔写《告上海市民书》，尹宽、罗亦农执笔写《共产党与被压迫民众》。

　　7月31日　小沙渡内外棉各厂开除工人七十一人。小沙渡工人支部讨论对策，因纱价较低，罢工不能持久，有十分之七同志不主罢工。

　　同日　召开临时主席团会议，讨论小沙渡内外棉总同盟罢工问题。会上，汪寿华认为，为避免失败，必须有一个自卫运动——总罢工，否则所有工人领袖将都被开除，负责人将不能在工人区立足。罗亦农认为，现在上海政治情形很不好，如罢工，必受大压迫，主张忍耐维持退让到8月纱价昂贵时再动。经表决，赞成总罢工一票，不赞成六票，怀疑一票。决定不举行总同盟罢工。

　　8月1日　召开知识分子党员会议，讨论联合左派知识分子和在知识分子中进行有组织的文字宣传工作问题。会议决定：留孙伏园在上海集股办小报；以济难会《光明》为总的中心，扩大组织光明社，吸收大、中学教员和社会名流为社员。上述刊物与组织不再以济难会会刊和组织的名义出现，济难会另出刊物。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了对孙传芳的策略，决定“在政治上反孙”。这是中央对孙策略从中立转向反对的开始。

　　同日　与上海济难会负责人阮仲一商谈改造《光明》杂志事。

　　8月3日　主持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沪区对孙传芳的方针，决定宣传上、行动上均取反对态度。行动上主要指军事行动，要通过国民党浙江、江苏省党部联络反孙力量，并在国民党市党部组织军委，调查孙军的状况及其弱点。

　　同日　停泊在黄浦江的日轮万里丸日本水手打死上船索取欠资的小贩陈阿堂，引起市民公愤。

　　8月6日　主持区委全体会议。会上，贺昌汇报了学生运动情况，汪寿华汇报了工人运动情况。

　　8月7日　在各部委书记会议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北伐军夺取武汉已不成问题，上海党要加紧攻击孙传芳，使长江下游弄成很纷乱的局面，使成多头政府。

　　同日　在国民党扩大党团会议上报告北伐的意义及党对孙传芳的态度等问题。

　　8月10日　主持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有关工人运动和反孙宣传等问题。会后，和赵世炎、中共中央职工部长项英去小沙渡指导工作。

　　8月中旬　接待蒋介石代表，讨论了孙传芳的态度和我们的对策。

　　8月11日　中共中央在《致北方区信》中提出对长江下游的策略是：“绝不梦想取得长江下游（因为与帝国主义冲突太大），只是要使长江下游不能成一统一的局面的，而为许多小军阀分割的局面。”

　　8月16日　与项英、赵世炎复去小沙渡，在“与许多支部书记谈话”后，与小沙渡部委书记郭伯和、张佐臣研究了内外棉九厂罢工策略。

　　8月17日　召开区委主席团会议，讨论小沙渡内外棉厂工运策略。罗亦农主张，按现在情形不能罢工，当前的主要工作应是整顿内部；李立三认为，目前社会排日空气很高，工人群众很愤激，如果过一二礼拜，群众气焰低落，工会和党都更将无办法，因而至多在一个星期内，应有一大动；汪寿华建议与陈阿堂案相联系，认为这样必可使日人退让，也主张发动罢工。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下午，罗亦农、项英、汪寿华到小沙渡实地调查。晚10时再次召开小沙渡问题特别会，参加会议的有罗亦农、汪寿华、赵世炎、项英、贺昌、郭伯和、张佐臣。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现群众要求罢工，为维持群众对上总及党部的信仰，不能不再动了。罗亦农也认为，陈阿堂案的发生有政治意义，所以时机已到。会议决定：以内外棉东西五厂为起点，举行总罢工。罢工总指挥项英，罢工委员会主任张佐臣。

　　同日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决定组织沪区军事委员会，制定新计划，对付孙传芳。

　　8月中下旬　两湖战场上，北伐军于8月19日至23日发动了汨罗江会战，22日，占领岳阳，吴佩孚的势力基本上被赶出湖南；接着，向湖北进击。27日、31日，又取得了汀泗桥、贺胜桥战役的胜利，吴佩孚军阀集团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此情况下，一直高唱和平的孙传芳于17日起派队援赣。至20日，到达赣境的孙军已达十余万人。

　　8月23日　到小沙渡、浦东深入工人了解情况。在浦东活动分子会议上，提出要把浦东日华纱厂的罢工与小沙渡罢工联系起来，一同解决。

　　同日　与汪寿华一起向陈独秀汇报小沙渡工运情况，陈指示：“非扩大不可”。

　　同日　召开沪区军委会议。因“孙传芳态度现已非常显明”，决定要进一步反对，派庄文恭去南京坐镇，专办各种重要反孙事务。

　　8月24日　在区委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孙军援赣，“上海现状很空虚，我们要对保卫团等特别注意工作”。

　　8月25日　为把社会同情鼓动起来，以社会的力量去与军阀抗争，区委决定把日厂经济斗争与陈阿堂案联系起来，扩大罢工潮，使全沪日厂全部罢工，在海员、码头工人中，也要大活动、大罢工；同时决定举行全市大讲演，声援罢工和陈案。当晚6时半，召开了部委书记、各群众团体党团负责人参加的特别会议，对上述工作作了动员和具体部署。

　　8月27日　出席区委主席团和罢工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汪寿华汇报了几天来的工运情况，传达了职工国际代表的意见。职工国际代表建议：三天内结束罢工；降低条件；罢工与陈阿堂案脱离。会议讨论后，以各方已准备好，同时为促总解决易于成功，仍决定罢工；但整个政策，愈速解决愈好，条件不妨让步。

　　8月28—29日　百余讲演队在全市讲演，罗亦农任总指挥。

　　8月31日　鉴于时局将发生大变动，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筹备“九七”《辛丑条约》纪念日活动，“为最近政治运动的预备”。

　　9月1日　在党团员联席会议上作了关于开展《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活动的动员报告。报告指出：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大本营，《辛丑条约》为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最厉害的工具，要在“九七”召集市民大会，作严重表示。待北伐军打下武汉，必可大动。

　　9月3日　得到“北伐军已在九月一日占领武昌、汉阳”的误传消息，向区委主席团提出两项建议：一、根据中共中央不主张向长江下游发展北伐军势力，使长江下游形成各军阀分头独立局面的策略，“全沪工作应赶快提出人民自治的口号”，建立广大的联合战线，“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都去联合”，反对孙传芳；二、“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因此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如打入警察及军队中去及组自卫团等。会议通过了上述建议，决定由汪寿华与虞洽卿接洽，项英与潘冬伶、王晓籁接洽。这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最初的提议。会议还讨论了小沙渡罢工和纪念“九七”问题，决定：小沙渡仍准备扩大罢工，同时努力进行调解；“九七”不但要开市民大会，还要在会后举行大讲演。

　　9月4日　召开党团部委书记会议，听取有关“九七”活动筹备工作的汇报。

　　9月5日　鉴于在4日党团部委书记会议上“估量实力诸多不利”，以“此问题关系重大”，本日召开临时主席团会议，对“九七”是否举行市民大会再次作了讨论。会议讨论后决定：市民大会仍召开，会后在华界游行，入租界讲演，惟要避免流血；总指挥由罗亦农、赵世炎、贺昌、汪寿华担任。

　　9月6日　上海区委发表《告上海市民书》，重申7月14日提出的上海市民十六条最低限度行动纲领，号召上海人民把“亡国的上海”变为“革命的上海”，建立“上海人民自治的上海”。

　　同日　四川发生万县惨案。8月29日，英船在四川云阳江面击沉运送军饷的木船三只，淹死七十人。事后，中方要求英商赔偿损失，并扣留了英轮两艘。本日，英军用武力劫轮，并炮轰万县，死伤一千余人，毁房屋上千间。

　　同日　全市已成立讲演队三百五十九队，共一千八百人。本日，召开各党团部委书记会议，检查“九七”纪念活动的情况，并再次强调要“绝对避免流血的牺牲”。

　　9月上中旬　北伐军于6日攻克汉阳，7日，进占汉口。至中旬，湖北境内除已被北伐军包围的一座孤城武昌外，已全部解放，吴佩孚的残部逃往河南。在两湖基本平定的情况下，9月5日，北伐军开始向江西进军，打击矛头，从吴佩孚转向统治上海和江、浙、赣、皖、闽五省的孙传芳。

　　9月7日　上午9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全市“九七”纪念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游行并讲演。罗亦农在南京路指挥处指挥。

　　同日　晚，王若飞向罗亦农传达了陈独秀的指示。陈独秀认为，北伐军已决定打江西，并正与驻守山东的鲁军张宗昌接洽。如果张宗昌打江苏，则孙传芳必倒台。在此形势下，“对虞洽卿要特别注意”，“要更具体与他接洽组织人民政府”。

　　同日　晚9时，召开区委主席团会议，中共中央职工部长项英、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立三等也参加了会议。会上，罗亦农、李立三等传达了陈独秀的指示。据此，会议着重讨论了迎接上海大变动的准备工作。罗亦农在会上提出：“暴动非有组织不可”，建议罢工要从过去以纱厂工人为主转为以交通工人为主，同时要注意电器工人；鉴于平静时训练同志现已做不到，应把全沪同志的工作根本调动一下，使才力与工作相宜。会议决定由罗亦农、赵世炎、贺昌、汪寿华组成“讨论同志才力委员会”，讨论干部的调配。会议还听取了汪寿华和虞洽卿接洽的情况，决定进一步和虞商讨市政问题。

　　9月8日　出席区委特别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了各部委书记、工会负责人的调配名单。

　　9月10日　虞洽卿向汪寿华表示：关于市民政府问题，“工界等只实际拥护，而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必要时有恢复保卫团的必要”；关于对英问题，赞成区委提出的“上海如有举动”，英“必严重压迫，因此有必要时，非商界出缓冲调解与声明”的主张。但原约定由虞召开各业首领会议等事均未进行。总之，虞“并未有如何积极的活动，惟也非消极”。

　　同日　晚8时，区委主席团会议研究了当前联合战线的政纲、形式等问题。罗亦农建议：当前的政纲在反孙、反英、自治；组织形式目前还不需要。他认为，资产阶级“本来是缓性的”，现武昌未下，虞洽卿他们自然犹豫起来，“但我们无论如何，非联络这派势力不可”；同时提议要进一步作“军事上的准备”。

　　9月11日　向中共中央汇报沪区工作。鉴于小沙渡罢工中支部不起作用，陈独秀指示要整顿支部，提倡艰苦卓绝的精神。

　　9月12日　在听取各部委书记汇报后，提出上海内部要大革命：要大减少经费；大调动并裁减人；减少部委经费及生活费；整顿支部工作。

　　9月13日　与虞洽卿、潘冬伶会谈。虞提出：上海国民党活动，应以商界领头，他表示合作。

　　9月14日　区委主席团决定整顿部委及支部。分工：罗亦农去杨树浦、引翔港；尹宽去闸北、浦东；赵世炎去小沙渡、曹家渡；贺昌去法租界；庄文恭去南市。

　　同日　在区委特别会议上作《全国及上海政治形势及我们的态度》的报告。报告指出：北伐军攻克武汉，对上海影响很大，从前反赤的空气已变为欢迎国民党，上海资产阶级也有浓厚的反孙空气。如果孙传芳失败，则上海资产阶级就可起而夺取政权。党必须进行内部大革命，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

　　9月16日　小沙渡内外棉纱厂工人复工。

　　9月17日　根据中央政策，在全体区委委员会议上再次提出，要联络资产阶级在上海做市民自治运动。当前的工作，要准备召开苏、浙、皖国民党省党部联席会议表示反孙；军事上区委要组织军事委员会，做离散孙之军心及淆乱后方等工作。

　　9月18日　在部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将来上海或可造成一个原始的暴动的运动，我们要参加。惟这次运动可让资产阶级领导，我们只帮助。

　　9月下旬　江西战场上，北伐军在9月19日攻入南昌后，22日在孙军反攻下，被迫撤离。

　　9月20日　中共中央局在《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要求上海区委“集中全力”，“以自治市的运动发展各阶级反抗军阀统治的联合战线”。

　　同日　根据陈独秀指示，成立了以罗亦农为主任的区委市民运动委员会。本日召开了市运会第一次会议，罗亦农在会上作了《目前军事形势与政治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北伐军在江西可能取得胜利，上海市民可乘机起来，夺取上海的市权，建立上海市民政府，脱离孙传芳的势力；建立市民政府的准备工作，一是要组织市民协会，二是要提倡市民会议。会议具体研究了如何与各大学同志会、各马路联合会、沪商协会、商余社、沪商正谊社等组织建立联合战线，共同组织市民协会的问题，并作了分工。

　　同日　出席小沙渡日厂罢工批评会，就小沙渡日厂罢工的经验教训作了发言。

　　9月21日　向区委主席团会议汇报了市民运动的近况，建议：自治市运动今后的目标在组织市民协会，但现在还不能成立，要等与各方面接洽得差不多时，才可着手组织；至于组织形式，要特别松懈，无论团体或个人都可以加入。

　　9月22日　接陈独秀指示，如孙传芳失败，对江西、浙江、安徽及虞洽卿方面要尽力活动；南京方面，赶紧做军事工作。据此，本日召开了国民党市党部党团会议，决定在国民党市党部组织市民运动委员会，吸收虞洽卿、包世杰等参加。

　　9月23日　召开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提出区委“要特别做农运，且要出版报纸”，这是上海区委第一次讨论农民问题。关于党的工作，建议要尽量减轻纱厂工作的力量，集中力量做城市工人、交通工人运动。会议决定区委主席团分工：罗亦农注重国民党及学生工作，赵世炎、汪寿华注重交通工人工作。

　　9月24—25日　分两次召集活动分子大会。会上，罗亦农作了《全国政治状况和重要的工作》的报告，赵世炎作了关于组织工作的报告。罗亦农在报告中指出：上海民众的革命潮流，已到了高涨的时候，今后的工作，一要宣传北伐胜利，提高革命情绪；二要积极进行反英运动；三要深入市民和群众中，做市民运动。

　　9月27日　向中央汇报上海工作，中央指示要全力做市民运动。

　　同日　出席市民运动委员会，在会上提出目前党有三大工作：市民运动、城市工作和支部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市民运动。只有能夺取市民群众，上海党才能发展，才有力量。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从10月5日至11日举行声援万县惨案周的通知，决定停课、罢市、罢工一天。

　　9月28日　主持区委主席团会议。在讨论汪寿华提出的工运计划时，强调应特别注意铁路工运；同时，要切实注意城市交通工人和电器、邮务、码头、店员工作。会议还讨论了声援万县惨案工作，决定加紧市民大会的准备，但召开与否，要看孙传芳失败抑胜利而定。

　　9月29日　接待杭州地委代表，要他们扩大杭州民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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