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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后杂谈(2)


  二

  为了“雅”,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后来一想,这于“雅”并无伤,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俗”。王夷甫口不言钱,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雅人打算盘,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那么,那时的一言一笑,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那可就成为“杭育杭育派”了。这关键,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一者却是永远执着,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我想,这和时而“敦伦”者不失为圣贤,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登徒子”的道理,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于是另换了几本书,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时代较近,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蜀碧》

  这是蜀宾从成都带来送我的,还有一部《蜀龟鉴》,都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可惜刻的太坏,错字颇不少。翻了一遍,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

  “又,剥皮者,从头至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翅,率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例如罢,谁都知道从周到汉,有一种施于男子的“宫刑”,也叫“腐刑”,次于“大辟”一等。对于女性就叫“幽闭”,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但妇科的医书呢?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

  单说剥皮法,中国就有种种。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还有孙可望式,见于屈大均的《安龙逸史》,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其时是永历六年,即清顺治九年,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那时改为安龙),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擅杀勋将,无人臣礼”,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可是事情还不能完,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就去报告了孙可望。

  “可望得应科报,即令应科杀如月,剥皮示众。俄缚如月至朝门,有负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于其前。如月问,‘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揎你的草!’如月叱曰,‘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岂跪贼令!?’乃步至中门,向阙再拜。……应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又呼可望名,大骂不绝。及断至手足,转前胸,犹微声恨骂;至颈绝而死。随以灰渍之,纫以线,后乃入草,移北城门通衢阁上,悬之。……”

  张献忠的自然是“流贼”式;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封为秦王,后来降了满洲,还是封为义王,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明初,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的皮,也就是用这方法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还偶然可以听到“剥皮揎草”的话,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全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21],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例如李如月说的“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就很富于诗趣。临死做诗的,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直到近代,谭嗣同[22]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闭门投辖思张俭”,秋瑾[23]女士也有一句“秋雨秋风愁杀人”,然而还雅得不够格,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也不能卖钱。

  【注释】

  “敦伦”:意即性交。清代袁枚在《答杨笠湖书》中说:“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日记云: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至今传为笑谈。”按:李塨(1659─1733),字刚主,清代经学家。

  “登徒子”:宋玉曾作有《登徒子好色赋》,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是楚国的一个大夫,姓登徒。

  “娵隅跃清池”:《世说新语·排调》载:“郝隆为桓公(按即桓温)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

  《蜀碧》:清代彭遵泗著,共四卷。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作的自序,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

  蜀宾:许钦文的笔名。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鲁迅日记》:“晚钦文来,并赠《蜀碧》一部二本。”

  《蜀龟鉴》:清代刘景伯著,共八卷。内容杂录明季遗闻,与《蜀碧》大致相似。

  张献忠(1606─1646):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崇祯三年(1630)起义,转战陕西、河南等地。崇祯十七年(1644)入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清顺治三年(1646)出川途中,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

  孙可望(?─166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张败死后,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云南。永历五年(1651)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改名为安龙府),自己则驻在贵阳,定朝仪,设官制;最后投降清朝。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明末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安龙逸史》,清朝禁毁书籍之一,作者署名沧洲渔隐(据《禁书总目》,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被列入“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中。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安龙逸史》,分上下二卷,题屈大均撰;但内容与《残明纪事》(不署作者,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相同,字句小异。

  景清:真宁(今甘肃正宁)人,建文帝(朱允吧)时官御史大夫。据《明史·景清传》载,成祖(朱棣)登位,他佯为归顺,后以谋刺成祖,磔死。他被剥皮事,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壬午殉难》:“八月望日早朝,清绯衣入。……朝毕,出御门,清奋跃而前,将犯驾。文皇急命左右收之,得所佩剑。清知志不得遂,乃起植立嫚骂。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直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械系长安门。”

  “是以君子远庖厨也”:语见《孟子·梁惠王》。

  看书的好姿势:《论语》第二十八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题为《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共六图,其中之一为“游蛟伏地式”,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

  [21]袁中郎(1568─1610):名宏道,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与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世称“公安派”。当时林语堂、周作人等提倡“公安派”文章,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闲适”、“性灵”。《广庄》是袁中郎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并七篇,后收入《袁中郎全集》。

  [22]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戊戌政变中牺牲的“六君子”之一。“闭门投辖思张俭”,原作“望门投止思张俭”,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狱中题壁》的第一句。张俭,后汉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灵帝时官东部督邮。《后汉书·党锢列传》载:他的仇家“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于是刊章讨捕。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闭门投辖”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见《汉书·游侠列传》。)

  [23]秋瑾(1879?─1907):字璇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一九〇七年七月,她因筹划起义事泄,被清政府逮捕,十五日(夏历六月初六)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陈去病在《鉴湖女侠秋瑾传》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有见之者,谓初终无所供,惟于刑庭书‘秋雨秋风愁杀人’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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