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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广平兄:

  十日寄出一信,次日即得七日来信,略略一懒,便迟到今天才写回信了。

  对于侄子的帮助,你的话是对的。我愤激的话多,有时几乎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①然而自己也往往觉得太过,实行上或者且正与所说的相反。人也不能将别人都作坏人看,能帮也还是帮,不过最好是量力,不要拚命就是了。

  “急进”问题,我已经不大记得清楚了,这意思,大概是指“管事”而言,上半年还不能不管事者,并非因为有人和我淘气,乃是身在北京,不得不尔,譬如挤在戏台面前,想不看而退出,也是不很容易的。至于不以别人为中心,也很难说,因为一个人的中心并不一定在自己,有时别人倒是他的中心,所以虽说为人,其实也是为己,因此而不能“以自己定夺”的事,也就往往有之。

  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②,我却仍然去打杂。这也还是上文所说,不能因为遇见过几个坏人,便将人们都作坏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总之,他戴着见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现在是除下来了,我还要子细的看看。

  校事不知如何?如少暇,简略的告知几句就好。我已收到中大聘书,月薪二百八,无年限的,大约那计画是将以教授治校,所以凡认为非军阀帮闲的,就不立年限。但我的行止,一时也还不能决定。此地空气恶劣,当然不愿久居,而到广州也有不合的几点:(一)我对于行政方面,素不留心,治校恐非所长;(二)听说政府将移武昌③,则熟人必多离粤,我独以“外江佬”留在校内,大约未必有味;而况(三)我的一个朋友或者将往汕头,则我虽至广州,又与在厦门何异。所以究竟如何,当看情形再定了,好在开学还在明年三月初,很有考量的余地。

  我在静夜中,回忆先前的经历,觉得现在的社会,大抵是可利用时则竭力利用,可打击时则竭力打击,只要于他有利。我在北京这么忙,来客不绝,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钊们的压迫,有些人就立刻来索还原稿,不要我选定,作序了。其甚者还要乘机下石,连我请他吃过饭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在运动他;请他喝过好茶也是罪状了,这是我奢侈的证据。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们的嘴脸的变化,虽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养工夫太浅了,有时总还不免有些愤激,因此又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死了心,积几文钱,将来什么事都不做,顾自己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做些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再做一些事,倘连所谓“同人”也都从背后枪击我了,为生存和报复起见,我便什么事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了,终于觉得太傻。前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恐怕熬不住。末一条则颇险,也无把握(于生活),而且又略有所不忍。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

  昨天今天此地都下雨,天气稍凉。我仍然好的,也不怎么忙。

  迅。十一月十五日灯下。

  【注释】

  ①“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语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

  ②《波艇》:文艺月刊,厦门大学学生组织的泱泱社创办,撰稿人有崔真吾、王方仁、俞念远、谢玉生等。鲁迅曾为该刊撰稿和阅稿,并介绍上海北新书局代为印刷发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出版两期后停刊。

  ③政府将移武昌:国民政府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七日自广州移往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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