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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调子已经唱完(1)


  ──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离奇,其实是并不奇怪的。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但是,想一想罢,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都不死,地面上早已挤得密密的,现在的我们早已无地可容了;如果从有人类以来的人们的尸身都不烂,岂不是地面上的死尸早已堆得比鱼店里的鱼还要多,连掘井,造房子的空地都没有了么?所以,我想,凡是老的,旧的,实在倒不如高高兴兴的死去的好。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在这时候,他们的本国是应该有新的声音出现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很听到。我想,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再说欧美的几个国度罢。他们的文艺是早有些老旧了,待到世界大战时候,才发生了一种战争文学。战争一完结,环境也改变了,老调子无从再唱,所以现在文学上也有些寂寞。将来的情形如何,我们实在不能豫测。但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的。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

  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中国人是否真是这样“特别”,我是不知道,不过我听得有人说,中国人是这样。──倘使这话是真的,那么,据我看来,这所以特别的原因,大概有两样。

  第一,是因为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第二,是个人的老调子还未唱完,国家却已经灭亡了好几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旧的调子,一到有一个时候,是都应该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觉悟的人,到一个时候,自然知道老调子不该再唱,将它抛弃。但是,一般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们,却决不肯以民众为主体,而专图自己的便利,总是三翻四复的唱不完。于是,自己的老调子固然唱不完,而国家却已被唱完了。

  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

  宋朝唱完了,进来做皇帝的是蒙古人──元朝。那么,宋朝的老调子也该随着宋朝完结了罢,不,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

  这个时候,起来的是明太祖。元朝的老调子,到此应该唱完了罢,可是也还没有唱完。明太祖又觉得还有些意趣,就又教大家接着唱下去。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就只向着那条过去的旧路走,一直到明亡。

  清朝又是外国人。中国的老调子,在新来的外国主人的眼里又见得新鲜了,于是又唱下去。还是八股,考试,做古文,看古书。但是清朝完结,已经有十六年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到后来,倒也略略有些觉悟,曾经想从外国学一点新法来补救,然而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满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原来我们中国就如生着传染病的病人一般,自己生了病,还会将病传到别人身上去,这倒是一种特别的本领。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为甚么能够同化蒙古人和满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

  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便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他们对于中国人,是毫不爱惜的,当然任凭你腐败下去。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从前西洋有一个国度,国名忘记了,要在非洲造一条铁路。顽固的非洲土人很反对,他们便利用了他们的神话来哄骗他们道:“你们古代有一个神仙,曾从地面造一道桥到天上。

  现在我们所造的铁路,简直就和你们的古圣人的用意一样。”非洲人不胜佩服,高兴,铁路就造起来。──中国人是向来排斥外人的,然而现在却渐渐有人跑到他那里去唱老调子了,还说道:“孔夫子也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所以外人倒是好的。”外国人也说道:“你家圣人的话实在不错。”

  【注释】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同年五月十一日汉口《中央日报》副刊第四十八号曾予转载。

   “特别国情”: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曾于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民主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谬论,曾经成为反动派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

  “仍旧贯”:语见《论语·先进》:“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出任宰相,实行改革,推行均输、青苗、免役、市贸、方田均税、保甲保马等新法,后因受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而失败。

  元朝将全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最贵,色目人次之,汉人又次之,南人最贱。按汉人指契丹、女贞、高丽和原金朝治下的北中国汉人;南人指南宋遗民。

  关于西洋人用神话哄骗非洲土人的事,参看《热风·随感录四十二》。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语见《论语·公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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