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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闲话(三)(2)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士披离纯”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倘说我假如不必用别的道儿谋生,则心志一专,就会有“烟士披离纯”等类,而产生较伟大的作品,至少,也可以免于献出剥皮的狸猫罢,那可是也未必。三家村的冬烘先生,一年到头,一早到夜教村童,不但毫不“时时想政治活动”,简直并不很“干着种种无聊的事”,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教育学概论》或“高头讲章”的待定稿,藏之名山。而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啜末加加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 人员,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 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暾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所以上海的小书贾化作蚊子,吸我的一点血,自然是给我物质上的损害无疑,而我却还没有什么大怨气,因为我知道他们是蚊子,大家也都知道他们是蚊子。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即如今年,就有什么“鼓动学潮”呀,“谋做校长”呀,“打落门牙”呀这些话。有一回,竟连现在为我的著作权受损失抱不平的西滢先生也要相信了,也就在《现代评论》(第二十五期)的照例的《闲话》上发表出来;

  它的效力就可想。譬如一个女学生,与其被若干卑劣阴险的文人学士们暗地里散布些关于品行的谣言,倒不如被土匪抢去一条红围巾——物质。但这种“流言”,造的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姓甚,名谁?我总是查不出;后来,因为没有多工夫,也就不再去查考了,仅为便于述说起见,就总称之曰畜生。

  虽然分了类,但不幸这些畜生就杂在人们里,而一样是人头,实际上仍然无从辨别。所以我就多疑,不大要听人们的说话;又因为无话可说,自己也就不大愿意做文章。有时候,甚至于连真的义形于色的公话也会觉得古怪,珍奇,于是乎而下等脾气的“不识抬举”遂告成功,或者会终于不可救药。

  平心想起来,所谓“选家”这一流人物,虽然因为容易联想到明季的制艺的选家的缘故,似乎使人厌闻,但现在倒是应该有几个。这两三年来,无名作家何尝没有胜于较有名的作者的作品,只是谁也不去理会他,一任他自生自灭。去年,我曾向DF先生提议过,以为该有人搜罗了各处的各种定期刊行物,仔细评量,选印几本小说集,来绍介于世间;至于已有专集者,则一概不收,“再拜而送之大门之外”。但这话也不过终于是空话,当时既无定局,后来也大家走散了。我又不能做这事业,因为我是偏心的。评是非时我总觉得我的熟人对,读作品是异己者的手腕大概不高明。在我的心里似乎是没有所谓“公平”,在别人里我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还疑心什么地方也许有,因此就不敢做那两样东西了:法官,批评家。

  现在还没有专门的选家时,这事批评家也做得,因为批评家的职务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譬如菊花如果是佳花,则他的原种不过是黄色的细碎的野菊,俗名“满天星”的就是。但是,或者是文坛上真没有较好的作品之故罢,也许是一做批评家,眼界便极高卓,所以我只见到对于青年作家的迎头痛击,冷笑,抹杀,却很少见诱掖奖劝的意思的批评。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其甚者竟至于一面暗护此人,一面又中伤他人,却又不明明白白地举出姓名和实证来,但用了含沙射影的口气,使那人不知道说着自己,却又另用口头宣传以补笔墨所不及,使别人可以疑心到那人身上去。这不但对于文字,就是女人们的名誉,我今年也看见有用了这畜生道的方法来毁坏的。古人常说“鬼蜮技俩”,其实世间何尝真有鬼蜮,那所指点的,不过是这类东西罢了。这类东西当然不在话下,就是只做侍卫的,也不配评选一言半语,因为这种工作,做的人自以为不偏而其实是偏的也可以,自以为公平而其实不公平也可以,但总不可“别有用心”于其间的。

  书贾也像别的商人一样,惟利是图;他的出版或发议论的“动机”,谁也知道他“不纯洁”,决不至于和大学教授的来等量齐观的。但他们除惟利是图之外,别的倒未必有什么用意,这就是使我反而放心的地方。自然,倘是向来没有受过更奇特而阴毒的暗箭的福人,那当然即此一点也要感到痛苦。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中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

  【注释】

  “烟士披离纯”:英语:Inspiration的音译,“灵感”的意思。

  “干着种种无聊的事”等语,也见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的《闲话》:“一个靠教书吃饭而时时想政治活动的人不大会是好教员,一个靠政治活动吃饭而教几点钟书的人也不大会是好教员……我每看见一般有些天才而自愿著述终身的朋友在干着种种无聊的事情,只好为著作界的损失一叹了。”

  “高头讲章”:在经书正文上端留有较宽空白,刊印讲解文字,这些文字称为“高头讲章”。后来泛指这类格式的经书。

  藏之名山: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藏诸名山,传之其人。”

  《资本论》:马克思(1818—1883)的主要著作,伟大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共三卷。第一卷于一八六七年出版,第二、三卷在他逝世后由恩格斯整理,分别于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四年出版。

  陀思妥夫斯奇(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罪与罚》是他的长篇小说,一八八六年出版。

  末加(Mokha):通译穆哈,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海口,著名的咖啡产地。

  编译馆:指当时的国立编译馆,由章士钊呈请创办,一九二五年十月成立。

  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指《现代评论》。

  《猛进》周刊第三十一期(一九二五年十月二日)刊有署名蔚麟的通信:

  “《现代评论》为受了段祺瑞、章士钊的几千块钱,吃着人的嘴软,拿着人的手软,对于段祺瑞、章士钊的一切胡作非为,绝不敢说半个不字。”又《现代评论》自第一卷第十六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起,每期封底都整面刊登当时金城银行的广告。

  “打落门牙”: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段祺瑞政府邀请英、美、法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所谓“关税特别会议”,企图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成立新的关税协定。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五万余人当日在天安门集会反对,主张关税自主;赴会群众曾遭到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登载不符事实的消息说:“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落门牙二”(参看《坟·从胡须说到牙齿》)。

  参看本书《并非闲话》及其注

  制艺的选家:明代以八股文(制艺)取士,选家就应运而生;他们的八股文选本所收的大抵都是陈腔滥调之作。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有对于选家的淋漓尽致的描写。

  DF:指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作家,创造社重要成员之一。著有短篇小说集《沉沦》、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游记散文集《屐痕处处》等。他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给北京《世界日报副刊》编者的信中说:“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屡次和鲁迅先生谈起,想邀集几个人起来,联合着来翻阅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间有可取的作品,就马上为他们表扬出来,介绍给大家,可以使许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创作,后来以事去北京,此议就变成了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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