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记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

第二章政变之分原因

　　政变之分原因夥矣，今择其稍重大者条列之。

　　一、戊戌三月，康有为、李盛铎等同谋开演说恳亲之会于北京，大集朝士及公车数百人，名其会曰“保国”。后李盛铎受荣禄之戒，乃除名不与会。已而京师大哗，谓开此会为大逆不道，于是李盛铎上奏劾会，御史潘庆澜、黄桂鋆继之。皇上概不问，而谣诼之起，遍于全都。

　　二、同月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毂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三、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旧党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

　　四、于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诏定国是，决行改革。于是诸臣上奏，虽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诽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诏废八股取士之制，举国守旧迂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业，自是日夜相聚，阴谋与新政为敌之术矣。礼部者，科举学校之总汇也，礼部尚书许应骙百计谋阻挠废八股之事，于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劾之，许应骙乃转劾康有为。皇上两不问。

　　五、先是二月间，康有为上书大陈变革之方，大约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为主义，请在京城置十二局，凡局员皆选年力精壮讲习时务者为之。书既上，皇上饬下总理衙门议行，总理衙门延至五月尚未覆奏，盖意在敷衍搪塞也。至四月二十三日，“国是之诏”既下，皇上乃促总署速议覆奏。总署议奏，驳不可行。上震怒，至五月十七日，复命军机大臣与总署会议，同月二十五日议覆，仍驳其不可行。上益怒，亲以朱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再议，有“须切实议行，毋得空言搪塞”之语。两衙门乃指其书中之末节无关大局者准行数条，其大端仍是驳斥。上无如之何，太息而已。夫皇上既知法之当变矣，既以康有为之言为然矣，而不能断然行之，必有藉于群臣之议者何也？盖知西后之相忌，故欲藉众议以行之，明此事之非出于皇上及康有为之私见也。而诸臣之敢于屡次抗拂上意者，亦恃西后为护符，欺皇上之无权也。当五月间大臣屡驳此书，皇上屡命再议之时，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尽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不过言须增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皇上病重之说，亦至此时而极盛，盖守旧者有深意焉矣。

　　六、皇上自四月以来，屡次所下新政之诏，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诏书于不问，皇上愤极而无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诏严责两江督臣刘坤一、两广督臣谭锺麟、直隶督臣荣禄，又将督抚中之最贤而能任事之陈宝箴，下诏褒勉。以期激发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劝惩，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谤讟纷起，而顽固之气，卒不少改，惟嫉视维新之臣若仇敌耳。

　　七、中国之淫祠向来最盛，虚糜钱帑，供养莠民，最为国家之蠹。皇上于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谮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

　　八、至七月间候补京堂岑春煊上书请大裁冗员，皇上允其所请，特将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及广东、湖北、云南巡抚，河东总督，各省粮道等官裁撤。此诏一下，于是前者尸位素禄阘冗无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与维新诸臣不两立之势。

　　九、中国之大弊，莫甚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达。至是皇上屡命小臣上书言事，长台不得阻抑。乃七月间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请上游历外国。礼部堂官等不为代达，皇上震怒，乃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人革职，赏王照以四品京堂。是为皇上初行赏罚之事，此诏之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于是怀塔布、立山等，率内务府人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痛哭而诉皇上之无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谋于荣禄。而废立之议即定于此时矣。皇上于二品以上大员，无进退黜陟之权，彼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等屡抗旨，上愤极而不能黜之。此次乃仅择礼部闲曹，无关紧要之人，一试其黜陟，而大变已至矣。皇上无权，可胜慨哉。

　　十、皇上至是时亦知守旧大臣与己不两立，有不顾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于是益放手办事，乃特擢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参预新政。参预新政者，犹唐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任也。命下之日，皇上赐四人以一密谕，用黄匣亲缄之，盖命四人尽心辅翼新政，无得瞻顾也。自是凡有章奏，皆经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军机大臣侧目而视矣。

　　十一、自礼部堂官革职以后，令天下士民始得上封奏，于是士气大伸，民隐尽达，维新之士争出其所怀以闻于朝廷。刑部主事张元济，有请除满汉界限、废科举、去拜跪、设议院之事。工部主事李岳瑞，亦请去拜跪、用客卿，大裁冗员翰林衙门等。嘉谟入告，纷纶辐辏，而守旧大臣日日阴谋，亦复无所惮忌。

　　十二、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乃越日而变局已显，衣带密诏旋下矣。

　　十三、七月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赐以密谕，有“朕位几不能保”之语，令其设法救护，乃谕康有为及杨锐等四人之诏也。当时诸人奉诏涕泣，然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于时袁世凯召见入京，亦共以密诏示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而卒以此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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