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之编纂者及删定者

　　手编《礼记》者，谁耶？汉、隋《志》，《史》《汉》《儒林传》及各注家皆未言及。惟魏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著《尔雅》一篇。爰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尔雅》为《礼记》中一篇，说详末段。）揖言必有所据。然则百三十一篇之编纂者或即叔孙通也？但通以后必仍多所增益，如《保傅》《礼察》《公冠》等明出孝文、孝昭后，是其显证。至次第续纂者何人？则不可考矣。

　　刘向校中书时所谓《礼记》，实合六部分而成。《隋志》云：“向检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孔子三朝记》、王氏史氏《记》《乐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案《汉志·礼家》：“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孔子三朝记七篇。”凡二百十五篇（《隋志》少一篇。）今《三朝》七篇，明载《大戴》，而郑康成《礼记目录》有“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此于《别录》属乐记……”等语，知今本《礼记》各篇，不仅限于“记百三十一篇”之范围内，而《明堂阴阳》等五种皆被采入，故《礼记》实合六部丛书为一部丛书也。五氏、史氏盖皆叔孙通以后继续编纂之人，惟所纂皆在百三十一篇外耳。

　　大戴删刘向、小戴删大戴之说，起于《隋书·经籍志》（原文前引）。二戴武、宣时人，岂能删哀、平间向、歆所校之书，其谬盖不待辨。至小戴删大戴之说，据《隋志》谓：“小戴删定为四十六篇，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乐记》，乃成今本之四十九篇。”后人因有以今本《礼记》除《月令》《明堂位》《乐记》外余四十六篇皆先秦旧籍，惟此三篇为秦汉人作者。此说之所由起，盖以四十六合大戴未佚本之八十五恰为百三十一篇，乃因此附会也。然此说之不可通有二。其一，两戴《记》并非专以百三十一篇为原料。如《三朝记》之七篇、《明堂阴阳》之三十三篇、《乐记》之二十三篇皆有所甄采，已具如前述。合两《戴》以就百三十一篇之数，则置书中所采《明堂》等五种诸篇于何地？其二，两《戴》各篇，并非相避，其最著者，《哀公问》《投壶》两篇，二本今皆见存，《曲礼》《礼器》等七篇（详见前《大戴》目录条附语）亦皆《大戴》逸目。又如《大戴》之《曾子大孝》篇全文见《小戴·祭义》，《诸侯衅庙》篇全文见《小戴·杂记》，《朝事》篇一部分（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小戴·聘义》，《本事》篇一部分（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见节”）见《小戴·丧服四制》。其余互相出入之文尚多。然则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殆各以意去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牵附篇数以求彼此相足，甚非其真也。

　　最后当讨论者，则为马融补三篇之问题。云马融补三篇者，盖务节《小戴》为四十六篇以合《大戴》之八十五，求彼此相足。其削趾适屦之情，既如前述。《小戴》四十六篇之说，不知何昉。藉曰有之，则《曲礼》《檀弓》《杂记》各有上下篇，故篇名仅四十六耳。《小戴》篇数之为四十九，则自西汉时已然。《后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曹褒传》云：“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庆氏学遂行于世。”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孔颖达《正义》于《乐记》下云：“按《别录》，《礼记》四十九篇。”则刘向所校定者正四十九篇也。而郑目录于《王制》下云：“此于《别录》属制度。”于《月令》《明堂位》下并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益足明此三篇为《别录》所原有，非增自马融也。

　　内中《王制》篇之来历，据《正义》引卢植云：“汉孝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书。”（《经典释文》引同）陈寿祺谓卢说本《史记·封禅书》。据《索隐》引刘向《别录》谓文帝所造书有《本制》《兵制》《服制》等篇。以今《王制》参检，绝不相合，非一书也（见《左海经辨》）。《月令》篇之来历，据郑目录云：“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篇中有“命太尉”语。太尉，秦官，故郑君断此为秦人书。）寿祺亦力辩其非（文繁不引）。以吾论之，《王制》《月令》非后汉人续补，殆为信谳；然恐是秦、汉间作品。两《戴记》中，秦汉作品甚多，又不独此二篇也。后儒必欲强跻诸周公、孔子之林，非愚则诬耳。

　　尤有一事当附论者。《汉志》“乐记二十三篇”，今采入《小戴》者只有一篇。郑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谓从二十三篇之《乐记》采出也。《正义》云：“盖合十一篇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其余十二篇为《戴》所不采，其名犹见《别录》，曰则：《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也（并见《正义》引）。观此尚可知当时与《礼记》对峙之《乐记》其原形何如。今此十一篇者见采于《小戴》而幸存，其中精粹语极多，余十二篇竟亡，甚可惜也。

　　以上关于《礼记》应考证之问题略竟。此书似未经刘歆、王肃之徒所窜乱，在古书中较为克葆其真者，此亦差强人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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