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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史料之搜集与鉴别(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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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能得此种强有力之反证，则真伪殆可一言而决。虽然，吾侪所见之史料不能事事皆如此完备。例如《孟子》中万章问孔子在卫是否主痈疽，孟子答以“于卫主颜雠由。……”此次答辩，极合论理，正吾所谓举反证之说也。虽然，孟子与万章皆不及见孔子，孟子据一传说，万章亦据一传说，孟子既未尝告吾侪以彼所据者出何经何典，万章亦然。吾侪无从判断孟子所据传说之价值是否能优于万章之所据。是故吾侪虽极不信“主痈疽”说，然对于“主颜雠由”说，在法律上亦无权以助孟子张目也。遇此类问题，则对于所举反证有一番精密审查之必要。例如旧说皆云释迦牟尼以周穆王五十二年灭度，当西纪前九百五十年。独《佛祖通载》卷九有所谓“众圣点记”之一事，据称梁武帝时有僧伽跋陀罗传来之《善见律》，卷末有无数黑点，相传自佛灭度之年起，佛弟子优波离在此书末作一点，以后师弟代代相传，每年一点，至齐永明六年僧伽跋陀罗下最后之一点，共九百七十五点。循此上推，则佛灭度应在周敬王三十五年，当西纪前四百八十五年，与旧说相差至五百三十馀年之多。是则旧说之伪误，明明得一强有力之反证矣。虽然，最要之关键，则在此“众圣点记”者是否可信。吾国人前此惟不敢轻信之，故虽姑存此异说，而旧说终不废。及近年来欧人据西藏文之《释迦传》以考定阿阇世王之年代，据印度石柱刻文以考定阿育王之年代，据巴利文之《锡兰岛史》以考定锡兰诸王之年代，复将此诸种资料中有言及佛灭年者，据之与各王年代比较推算，确定佛灭年为纪前四八五年。（或云四百八十七年，所差仅两年耳。）于是众圣点记之价值顿增十倍。吾侪乃确知释迦略与孔子同时，旧说所云西周时人者绝不可信，而其他书籍所言孔、老以前之佛迹亦皆不可信矣。 第五，时代错迕则事必伪，此反证之最有力者也。例如《商君书·徕民》篇有“自魏襄以来”语，有“长平之胜”语。魏襄死在商君死后四十二年，长平战役在商君死后七十八年，今谓商君能语及此二事，不问而知其伪也。《史记·扁鹊传》既称鹊为赵简子时人，而其所医治之人有虢太子、有齐桓侯等，先简子之立百三十九年而虢亡，田齐桓侯午之立后简子死七十二年，错迕纠纷至此，则鹊传全部事迹殆皆不敢置信矣。其与此相类者，例如《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此语盖甚可诧。夏为大禹有天下之号，因禹威德之盛而中国民族始得“诸夏”之名，帝舜时安从有此语？假令孔子垂教而称中国人为汉人，司马迁著书而称中国人为唐人，有是理耶？此虽出圣人手定之经，吾侪终不能不致疑也。以上所举诸例皆甚简单而易说明，亦有稍复杂的事项，必须将先决问题研究有绪始能论断本问题者。例如《尧典》有“金作赎刑”一语，吾侪以为三代以前未有金属货币，此语恐出春秋以后人手笔。又如《孟子》称“舜封象于有庳，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赋。”吾侪以为封建乃周以后之制度，“使吏治其国”云云，又是战国后半期制度，皆非舜时代所宜有。虽然，此断案极不易下，必须将“三代前无金属货币”、“封建起自周代”之两先决问题经种种归纳的研究立为铁案，然后彼两事之伪乃成信谳也。且此类考证尤有极难措手之处：吾主张三代前无金属货币，人即可引《尧典》“金作赎刑”一语以为反证；（近人研究古泉文者，有释为“乘正尚金当爰”之一种，即指为唐虞赎刑所用，盖因此而附会及于古物矣。）吾主张封建起自周代，人即可引《孟子》“象封有庳”一事为反证，以此二书本有相当之权威也。是则对书信任与对事信任又递相为君臣，在学者辛勤审勘之结果何如耳。 第六，有其事虽近伪，然不能从正面得直接之反证者，只得从旁面间接推断之。若此者，吾名曰“比事的推论法”。例如前所举万章问“孔子于卫主痈疽”事，同时又问“于齐主侍人瘠环。”孟子答案于卫虽举出反证，于齐则举不出反证，但别举“过宋主司城贞子”之一旁证。吾侪又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游齐主高昭子，二次三次游卫皆主蘧伯玉，因此可推定孔子所主皆正人君子，而痈疽、瘠环之说盖伪也。又如鲁共王、孔安国与《古文尚书》之关系，既有确据以证其伪；河间献王等与《古文毛诗》之关系，张苍等与《古文左传》之关系，亦别有确据以证其伪；则当时与此三书同受刘歆推奖之《古文周官》、《古文逸礼》虽反证未甚完备，亦可用“晚出古文经盖伪”之一假说略为推定矣。此种推论法，应用于自然科学界颇极稳健，应用于历史时或不免危险。因历史为人类所造，而人类之意志情感常自由发动，不易执一以律其他也。例如孔子喜亲近正人君子固有证据，然其通变达权亦有证据。南子而肯见，佛肸、弗扰召而欲往，此皆见于《论语》者，若此三事不伪，又安见其绝对的不肯主痈疽与瘠环也？故用此种推论法只能下“盖然”的结论，不宜轻下“必然”的结论。 第七，有不能得“事证”而可以“物证”或“理证”明其伪者，吾名之曰“推度的推论法”。例如旧说有明建文帝逊国出亡之事，万斯同斥其伪，谓“紫禁城无水关，无可出之理。”（钱大昕著《万季野传》）此所谓物证也。又如旧说有“颜渊与孔子在泰山望阊门、白马，颜渊发白齿落”之事，王充斥其伪，谓“人目断不能见千里之外”，又言“用睛暂望，影响断不能及于发齿。”（《论衡·书虚篇》）此皆根据生理学上之定理以立言，虽文籍上别无他种反证，然已得极有价值之结论。此所谓理证也。吾侪用此法以驭历史上种种不近情理之事，自然可以廓清无限迷雾。但此法之应用亦有限制，其确实之程度盖当与科学智识骈进。例如古代有指南车之一事，在数百年前之人或且度理以断其伪，今日则正可度理以证其不伪也。然则史中记许多鬼神之事，吾侪指为不近情理者，安知他日不发明一种“鬼神心理学”，而此皆为极可宝之资料耶？虽然，吾侪今日治学，只能以今日之智识范围为界，“于其所不知盖阙如”，终是寡过之道也。 本节论正误辨伪两义，缕缕数万言，所引例或涉及极琐末的事项，吾非谓治史学者宜费全部精神于此等考证，尤非谓考证之功必须徧及于此等琐事。但吾以为有一最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忘者，则吾前文所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夫吾侪治史，本非徒欲知有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于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而吾国宋、明以降学术之日流于诞渺，皆由其思想与批评非根据于实事，故言愈辩而误学者亦愈甚也。韩非曰：“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孔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使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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