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4)

第五章史料之搜集与鉴别(4)

　　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傅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傅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一八七六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絜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馀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钜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馀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纪》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馀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麹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纪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徧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途，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途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馀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寖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涂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馀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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