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荆公之用人及交友(2)

荆公之用人及交友(2)

　　吕惠卿

　　惠卿，《宋史》列诸《奸臣传》者也。惠卿之必非君子人，无待言。然荆公之知惠卿，实欧阳文忠介之，其书见欧集。嘉祐六年欧公又有《举惠卿充馆职劄子》，其文曰：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夫以欧公素称知人，其所荐举，皆一世佳士，而于惠卿称之曰饬躬（chì gōng 躬行正己，指为人严于律己，行为严谨合礼），曰端雅，则其人谅不止才学之优美而已。据《宋史》本传所载罪状，大半指其奉行新法者。然吾以此为不特非罪状，且可作功状矣。本传又记其绍圣中知延州，夏人入寇，将以全师围延安，惠卿修米脂诸砦以备。寇至，欲攻则城不可近，欲掠则野无所得，欲战则诸将按兵不动，欲南则惧腹背受敌，留二日遁去。据此，则不独有政事才，且能军矣（本传中记其治军者三处，所策皆中肯）。惠卿之果为奸邪与否，当于其曾叛荆公与否一事决之。据元祐初苏辙弹文，谓其势力相轧，化为敌仇，发安石私书云云，后之史家，指为荆公初次罢相时事。今考元丰三年，荆公有《答吉甫书》云（惠卿来书称特进相公，公以是年始授特进，故知当在是年或在其后也）：

　　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同朝纷纷，公独助我，则我何憾于公？人或言公，吾无与焉，则公何尤于我？趣时便事，吾不知其说焉；考实论情，公宜昭其如此。开喻重悉，览之怅然。昔之在我者，诚无细故之可疑；则今之在公者，尚何旧恶之足念？（下略）（按惠卿来书有云：内省凉薄（浅薄），尚无细故之嫌，仰惟高明，夫何旧恶之念？故公答书云云。）

　　观此则荆公与惠卿始合终睽，诚属事实。然其睽也，缘公事乎？缘私怨乎？尚未可知。据荆公书则谓皆缘国事，今征诸史，亦有可考见者焉。荆公初罢政，惠卿继之，创为手实法及鬻祠法，皆厉民之政，非荆公意。公复相，即罢之，夫惠卿敢于乱荆公之法，虽谓之叛荆公焉可也，然此尚出于其学识之不足耳，犹有可原。而惠卿自言内省凉薄，不知别有所指否，或荆公大度包之而不复与校耶？窃意惠卿当时必深愤于沮挠新法者，思有以惩治之，常为荆公所折。观荆公罢政数月中，而即有窜逐郑侠之事，可见也。坐是之故，沮挠者之恨惠卿，更甚于荆公，又因其与荆公隙末（指友谊不能始终保持），更授人以口实，于是史家言其为人，曾狗彘之不若矣。吾以为惠卿诚非佳士，然窃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考异十六）《宋史·惠卿传》引司马光言，谓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一若一切新法皆出惠卿，而安石不过一傀儡然。吾以为此必非温公之言，果为温公之言，亦诞妄之甚者也。安石之新法，怀抱于平日者已久，观其平昔之诗文及《上仁宗书》可见也。《答吕吉甫书》云：举朝纷纷，公独助我。惠卿助安石耳，岂安石助惠卿哉？

　　（考异十七）《宋史》记王吕相攻之事甚多，其言皆鄙俚无状，似如所言，则非徒惠卿为奸邪，而安石亦奸邪之尤也。蔡氏上翔辨之甚悉，今避繁不复引。但观《答吕吉甫》一书，其德量何等宏远，以荆公之为人，岂有肯为此卑劣之事者哉？读者如信公为言行一致之人，则观此一书已足，若犹不信，则吾更哓哓，亦无益也，故不复辨也。

　　曾布布为曾巩弟，其佐荆公行新法，功与惠卿埒（liè相等）。《宋史》亦以入《奸臣传》，吾以本传之文考之，不能得其所谓奸者何在。当时诸新法虽由荆公发其大纲，而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半成于布之手。廷臣有难新法者，布一一解之，《文献通考》犹载其一二，则其文理密察之才，与纵横奥博之辩，必有大过人者。本传记其初召见时，上疏请神宗推赤心，奋威断（果断），使四方晓然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此正知本之论，可以匡（辅助）荆公不逮者也。其于新法事事皆赞助，独于吕嘉问办市易之不善，则严劾之，谓官自为兼并，卒以此得罪吕惠卿，出知饶州，所谓和而不同者非耶？司马光执政，谕令增损役法，布辞曰：“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斯可谓不变塞焉强哉矫（塞，阻塞，这里指没做官；强，刚强；矫，强盛的样子。意为仕途腾达后仍不改变之前的操守、主张才是真正的刚强啊）矣！”其后崇宁间以得罪蔡京，京诬以贼贿，使吕嘉问逮捕其诸子，锻炼讯鞫诱左证使自诬，则亦由不肯附京故也（以上所据皆《宋史》本传）。夫以《宋史》恶布之甚，至列诸奸臣，然记其行谊乃如此，其他嘉言懿行削而勿载者，何可胜道！其所指为奸状者，不过绍圣间建中靖国间两次倡绍述之论而已。此而曰奸，则何不并荆公而入诸《奸臣传》也？吾谓曾子宣者，千古骨鲠之士，而其学其才，皆足以辅之，南丰可云有弟。而荆公之得士，亦一夔而已足者也。荆公之冤，数百年来为之昭雪者，尚有十数人，而子宣之冤，乃万古如长夜，吾安得不表而出之？

　　章惇亦《奸臣传》中之一人也。荆公之初用惇，以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其后使平南北江群蛮，开湖南四府之地，为功为罪，前章已详辨之。元丰三年拜参知政事，时荆公已罢相，未几以其父冒占民田罢知蔡州。元祐初驳司马光所更役法，累数千言。光议既行，惇愤恚争辨于帘前，史称其语甚悖，廷臣交章击之，被黜。而元祐七八年间，犹数为言者所弹。哲宗亲政，起为相，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悉复之，大兴党狱，并欲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崩，皇太后议所立，曰：以礼律言之，母弟简王当立。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卒立端王，是为徽宗。罢知越州，寻贬潭州，又窜雷州，徙睦州卒。惇不肯以官爵私所亲，四子连登科，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听任吏部委派官职，不觅取捷径）仕州县，讫无显者。《宋史》本传所记，大略如此。就此观之，果足称为奸臣矣乎？即以其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一事论之，其狷介已足以厉末俗。哲宗崩，与太后争所立，卒缘此贬窜以至于死，虽其所主张之简王、申王未知何如，若徽宗之荒淫无道，卒以亡宋，此万世所共见也，安知惇非平昔察其人之不可以君天下，而故尼（阻止）之耶？即不然，亦不足以为惇罪也，若夫以绍述熙、丰为奸，则亦奸其所奸而已。其最为世诟病者，莫如窜逐元祐诸臣且请废宣仁太后二事。请废后则诚有罪也，至窜逐元祐诸臣，则亦还以元祐所以待熙、丰者待彼而已。元祐诸臣是，则亦是也；非，则元祐诸臣亦非也。而论者必将曰：元祐诸人君子也，故可以窜逐小人；章惇小人也，故不可以窜逐君子。吾不知其所谓君子小人者以何为界说。若论私德耶，惇之耿介，恐元祐诸贤，犹或有愧之者矣，若论政见耶，吾未闻有以政见判君子小人者也！攻新法者既可以指奉新法者为小人，则奉新法者亦可以指攻新法者为小人，“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应诺和怠慢的回应，相差多少呢？比喻没有绝对的差别）矣！夫惇之所以报复元祐者，其惨酷诚甚于元祐；虽然，曾亦计元祐之所以报复熙丰者，其惨酷已远甚于熙丰耶！夫以直报怨（以正直之道对待仇怨），斯为美，然此惟太上贵德者能之，岂可以责诸惇？且元祐诸人自谓为君子者，其德犹不足以及此，矧乃惇哉！吾以为惇者有才而负气之人也，奸则吾不知也。

　　蔡确以本传所载事实考之，实为佥人。然荆公当国八年，始终未尝大用之，官至知制诰而已。所行新法，亦未尝藉其赞助之力，不得谓为荆公所用也。

　　王韶韶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痛诋之，今不暇辨。

　　熊本本之功具见前，《宋史》本传亦有微词，今不暇辨。

　　郭逵、赵禼皆荆公所用边将，于西夏安南俱有功，史亦有微词。以上四人，殆功过不相掩者，古之名将，往往皆然。因材器使，以求成功而已，是固不足为荆公玷也。

　　范子渊荆公所用以兴水利之人也。《宋史》无传，而《河渠志》述其所建设者颇详，盖力主浚河之议，而能发明新器以为用，亦一材士也，史于荆公政绩，无所不诋，故言子渊迎合取宠，又谓其器不可用，但今者陈迹久湮，其是非吾无以明之。

　　薛向唐坰劾荆公，谓薛向、陈绎，安石颐指气使，无异家奴。考公于嘉祐五年，尝举向司马政，熙宁初又举为江淮发运使，未几荐为权三司使，其信任之盖甚厚。而向所至政绩烂然，马政漕运皆经整顿，大革积弊，熙河之役，转饷未尝有失，其理财之效，盖等刘晏，即《宋史》亦亟称之。荆公之能用人，此亦其一矣。独可怪者，《宋史》向传，于荆公屡次推毂，未尝一言，吾不解其何心也，殆又不欲以污向耶？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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