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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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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宋史》私评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四库全书提要》云：“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檀氏（萃）曰：“《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尽出于大公。盖自洛蜀党分，迄南渡而不息，其门户之见，锢及人心者深，故比同者多为掩饰之言，而离异者未免指摘之过。”此可谓深中其病矣。其后柯维骐著《宋史新编》，沈世泊著《宋史就正编》，皆纠正其谬。《四库提要》摘其纪志互异处、传前后互异处，十余条。赵氏（翼）《陔余丛考》《廿二史劄记》，摘其叙事错杂处、失检处、错谬处、遗漏处、牴牾（dǐ wǔ 矛盾）处，各十余条；其各传回护处、附会处、是非失当处、是非乖谬处，共百余条；则是书之价值，概可见矣。而其舛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 《宋史》成于元人之手，元人非有所好恶于其间也，徒以无识不能别择史料之真伪耳，故欲辨《宋史》当先辨其所据之资料。考宋时修《神宗实录》，聚讼最纷，几兴大狱。元祐初，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同修之，佃数与祖禹、庭坚争辩。庭坚曰：如公言，盖佞史也。佃曰：如君言，岂非谤书乎？佃虽学于荆公，然不附和新法，今其言如此，则最初本之《神宗实录》，诬罔之辞已多，可以见矣。是为第一次之《实录》。及绍圣改元，三省同进呈台谏前后章疏，言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实录，类多附会奸言，诋熙丰以来政事。及国史院取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供文状，各称别无按据，得之传闻事。上曰：文字以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称得于传闻，虽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传闻修史，欺诞敢如此。安焘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此虽出于反对元祐者之口，其言亦不无可信。前此蒋之奇劾欧阳修以帷薄事（时传欧阳修与其儿媳有染），修屡抗疏乞根究。及廷旨诘问之奇，亦仅以传闻了之。可知宋时台馆习气，固如是也。于是有诏命蔡卞等重修《实录》。卞取荆公所著《熙宁日录》以进，将元祐本涂改甚多，以朱笔抹之，号朱墨本。是为第二次之《实录》。而元祐诸人，又攻之不已。 徽宗时，有刘正夫者，言元祐绍圣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当折衷其说，传信万世。又有徐勣者，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闰，未能成书，盖由元祐绍圣史臣，好恶不同，范祖禹等专主司马光家藏记事，蔡京兄弟纯用王安石《日录》，各为之说，故论议纷然。当时辅相之家，家藏记录，何得无之。臣谓宜尽取用，参订是非，勒成大典。于是复有诏再修，未及成而靖康之难作。南渡后，绍圣四年，范冲再修成之以进。是为第三次之《实录》。《宋史》所据，即此本也。自绍圣至绍兴，元祐党人，窜逐颠播者凡三十余年，深怨积愤。而范冲又为祖禹之子，继其父业，变本加厉以恣报复。而荆公自著之《日录》，与绍圣间朱墨本之《实录》，悉从毁灭，无可考见。《宋史》遂据一面之词，以成信谳（yàn 判定），而沉冤遂永世莫白矣。凡史中丑诋荆公之语，以他书证之，其诬蔑之迹，确然可考见者十之六七。 近儒李氏（绂）、蔡氏（上翔）辩证甚博，吾将摘其重要者，分载下方各章，兹不先赘。要之欲考熙丰事实，则刘正夫、徐勣所谓元祐绍圣好恶不同互有得失者，最为公平。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祐绍兴本欲以一手掩盖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乌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后略） 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四库提要》推原《宋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侂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垞、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宋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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