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学术成就(2)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2)

　　《周官新义》一书共有二十二卷，十余万字。本书先呈交给朝廷，副本送给有关部门，等到皇帝有了诏命再加以颁布。谨以此为序。

　　《书义序》：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皇上要听关于《尚书》的讲解，我因此来到皇帝身边，于是参与了朝廷的政事。我的儿子王雱接替我实际负责讲解的工作。皇上下旨，要求把讲解的内容写出来，献给皇上。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又下旨把这些讲义颁发给太学，分赐给那里的学生。

　　《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等篇章，经历了秦朝之后几乎消亡了。到了汉代，才保存下来一部分，有赖于学者的背诵和讲说，才没有失传，但君主也许并不知道它对于如何治理国家是有帮助的。

　　上天给了皇上莫大的智慧，开始运用《尚书》的思想进行实际操作，并检验它的效果，把它作为处理事物的依据。又任命我们阐释发挥它的新义，使天下后世能因此了解这本书的价值，我们父子俩只好凭着有限的知识接受这项光荣的使命。

　　然而，《尚书》是渊博美好的，我们的解释却很浅薄，挂一漏万；使命是重大的，我们却是微不足道的。这种荣耀，只能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愧疚！谨以此为序。

　　《诗义序》：

　　《诗经》三百一十一篇它们的内容都还保存着，其中失传的，只有六篇。皇上既派遣我的儿子王雱解释它的文辞，又派遣我阐发它的新义。这本书完成之后，皇上把它赐给太学，又颁布于天下，还让我为它作序。我只能恭敬地接受皇上的派遣。

　　《诗经》向上可以达到“道”和“德”的最高境界，向下又能不超越礼义的约束和规范。充分发挥出运用语言的才华，君子可以用这种方式寄托自己的情感；遵循着“道”的秩序，圣人可以成就他的事业。然而，我们看孔子的门徒端木赐和卜商，仅从《诗经》里得到一点体会，孔子就称赞和鼓励他们，可见要对它进行解说是多么的难。但是，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对《诗经》的解释一片混乱，众说纷纭，难道不应该重新进行解说吗？

　　皇上的道德，纯正充实，连神灵对他都充满了好感，政令畅通无阻，通行于四方，没有人敢欺侮我们，我们每天都在进步，学问的积累日益深广，正在走向盛大光明的境界，即使用《颂》里的言辞来赞美，大概也不能将所有的美好都说出来。《诗经》中含义精微的言辞和思维深奥的道理，既然已经得到了，又派遣我们来阐发遗漏的部分，希望能和天下的人共享。我们所了解的那点知识，就像一支小小的火把，怎么能在太阳或月亮出来的时候，显示自己的那一点光亮呢？姑且领受皇上的旨意，作为一点补充罢了。

　　《诗传》中说：“美好的成就来自长久的努力。”所以，《棫朴》一诗讲到培养人才，却要从周王的长寿说起，大概是希望有人能继承他的事业，使他的事业可以完成吧。我已经衰老了，大概还能见到这件事的完成，也算是幸运了。谨以此为序。

　　这三篇序言，它们的文字高尚简洁，深沉凝重，书中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略见一斑了。而想要了解王安石研究经学的方法，更多的是在他写的《书洪范传后》这篇文章中。文中写道：

　　古代的学者，学生们虽然用嘴来提问，但他的传授却是通过心进行的；学生们虽然用耳朵来聆听，但他要让学生能够接受，一定要通过意会的办法。所以说，作为老师要不厌烦，学生们才能有所收获。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想弄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要说出来却不知怎么说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的知识，却不知道通过这一点来推想其他的方面，这样的学生也就可以不必再教他了。”孔子难道敢于专爱他的道理，就在天下的学生面前拿架子，不愿他们早一点觉悟吗？我认为，孔子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问得不恳切，听得就不专注；他们思考得不深入，得到的知识也就不牢固；不专注，又不牢固，那么，知识只是进入了他们的口、耳而已。而我所要教的，并不只是要求他们会说、会听啊。孔子去世之后，大道日渐衰落。随着时光的流逝，到了汉代，专门为经典作传和注释的学者出现了，做老师的只知道讲述却不管学生的回应，做弟子的只知道读书却不向老师提问，并不是不想问，只是以为经传的意思都写在这里了，我可以不用再提问就得到了；难道只是不再提问吗？也将不再思考，并非不想思考，只是觉得经传的意思都写得很明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的传注都做得很好了，却也只能使学生们说和听的能力得到提高，不能提升他们的心智啊，何况他们的学问本身也不是没有问题啊。这应该就是历经上千年，而圣人的经典终于暗淡，学者也不能根据他的言论来治理这个社会的原因吧。

　　读到这里，王安石自己如何做学问以及如何教导学生做学问，都看得很清楚了。用心来传授，用意会的办法使人接受，恳切地提问，深入地思考，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施行于国家和社会，这就是王安石所追求的治学的理想境界。我想，难道只是研究经学吗？对于任何一种学问，都应该有这样的求学态度。如果不是这样，只是在课堂上听老师传授讲义，虽然能记诵很多知识，最终却不能有新的发现和发明，一个国家的学术也就不能有所进步。《宋稗类钞》说王安石闲居静坐，研究经义的主旨，精神非常专注，他在几案上放了百十颗石莲子，一边咀嚼，一边思考，石莲子吃光了，问题还没有想透彻，往往咬得手指流血自己还没有感觉。这种说法虽然不知道是否可信，但是他在求学时的坚韧刻苦，思考时的深邃细密，却可以略见一斑了。黄庭坚的诗说：“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诸生用其短，颇复凿户牖。譬如学捧心，初不悟己丑。玉石恐俱焚，公为区别不。”这可以说是持平的看法。自从元祐初年（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国子司业黄隐毁了《三经新义》的书版，世间就很少流传了，元朝、明朝以来甚至就消亡了。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存《周官新义》一种，王安石遗留下来的言论才因此没有失传。我曾经找来读过，其中很多他的新发现、新阐述，不是后来的那些儒学大师能达到的。全祖望说：“王安石解读经典，最有孔、郑家法，言简意赅，只有牵扯到《字说》的那一部分，仍有穿凿之处。”这仍然是在赞赏王安石在章句方面的学问，但章句之学，恰恰是王安石学术中的糟粕。

　　后人动辄就说王安石曾诋毁《春秋》是“断烂朝报”，现在我们看看林希逸（字肃翁，号竹溪）在《鬳斋学記》中是怎么说的：

　　尹和靖说：“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一书。废除《春秋》并把它当作‘断烂朝报’的，都是后来那些肆无忌惮的人，假托王安石说的话。韩玉汝的儿子韩宗文，字求仁，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一封信，请教六经的主旨，王安石都一一作了回答，只有说到《春秋》的时候，他说：‘此经和其他的经比起来尤其难解，大概是三传都不能相信吧。’王安石也有解释，只是他说得非常简略，有疑问的地方一律空缺。后来有人印成书，名叫《易义》，但不是王安石写的。”尹和靖与王安石隔的年代并不算远，他这么说，还是很公道的。今人都以为‘断烂朝报’是王安石的罪名之一，太冤枉了。

　　王安石的《答韩求仁书》被保存在他的文集中，确实如尹和靖所说，王安石不仅没有回答韩求仁对《春秋》的询问，对于他问到的《易》，也没有回答。大概这两部经典的微言大义，和其他的经典相比更加博大精深，如果不是口传心授，是很难理解的，如果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推测经典的含义，用这种方法研究这两部经典，没有不错到千里之外的，所以，王安石不敢乱说。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往往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我辈正应当因此而赞美王安石的，怎么能因此诋毁他呢？何况古代的学校，春秋之时教授《礼》、《乐》，冬夏之时教授《诗》、《书》，而孔子讲各地通行的话，也仅仅是在读诗、读书和行礼的时候。难道不用它讲授《春秋》的大义吗？是的，因为这不是对谁都可以随便讲的。所以说，王安石只在官学中设立“三经”的课程，也是仿效古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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