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家庭

王安石的家庭(1)

　　王安石以孝顺、友爱闻名于当时，他的家庭，实在可以说是个模范家庭。王安石十七岁的时候，父亲王益去世了，他继续侍奉祖母十余年。他的祖母是永安县人，姓谢，曾巩为她作墓志铭，收在《南丰集》里。他的父亲名益，字损之，官职是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写过一篇《先大夫述》，收在他的文集中。他的母亲是仁寿县人氏，姓吴，曾巩也曾为她作过墓志铭，收在《南风集》中。他们兄弟七人，王安礼、王安国《宋史》都有传。他的文集中收有《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王常甫就是他的长兄王安仁，王平甫就是王安国。王安石早年因为贫穷才出去做官，他的俸禄要用来奉养祖母、母亲以及寡嫂，他家的境况在他的文集中记载得都很详细，他与王安礼、王安国唱和的诗作极多，他写的《王常甫墓志铭》、《王平甫墓志铭》，都称赞他们最讲究孝顺友爱，那么，王安石的孝顺和友爱，也就可以知道了。

　　王安石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王雱，一个叫王旁。王旁的事迹没有流传下来，只有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一首《题旁诗》，也可以证明他的早年也是很聪明的。王雱字元泽，性情十分机敏，没有成年的时候已经著书数万字了。十三岁的时候，听到来自陕西的士兵谈起西北洮河一带的情况，感叹起来，说：“这是可以安抚并拥有他们的，如果让西夏人得到了，就会使敌人的力量增强，而边境的忧患就多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他二十四岁，考中了进士，调旌德县尉（在今安徽），作策论二十余篇，大胆谈论天下大事。又著有《老子训传》和《佛书义解》，也有数万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由于邓绾、曾布的推荐，受到皇帝的召见，授予他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受诏撰写《书义》、《诗义》，不久又提升他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书写好以后，升任龙图阁直学士，因为有病没有接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去世，只活了三十三岁。

　　（考异十八）

　　《邵氏闻见录》说：“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性情险恶，凡是王安石所作所为中不近人情的地方，都是王雱教的。吕惠卿像奴才一样侍奉他。王安石设置条例司，开始用了程颢作为下属，程颢是个贤士，一天，天气很热，王安石正与程颢说话，王雱蓬头散发，光着脚，手里拿着女人的帽子走出来，他问王安石：‘你们在谈什么？’王安石说：‘新法一再遭到人们的抵制，在与程颢商议办法。’王雱伸腿坐在地上，大声说道：‘在大街上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新法就能施行了。’王安石说：‘他胡说呢。’程颢说：‘正在和参政大人谈论国家大事，孩子怎么能够干预，请你退下。’王雱不愿意离去，程颢从此与王安石有了隔阂。王雱死后，王安石罢相，有一天坐在钟山上，恍惚之间看见王雱戴着枷锁像一个囚犯的样子，王安石于是将所居牛山园宅捐献出来，建了寺庙，为王雱祈福。后来，王安石生了疮，非常痛苦，曾对他的侄子说：‘快把我的那些《日录》烧了吧。’侄子哄他，烧了一些其他的书来代替，于是王安石就死了。还有人说，后来又有人见到了他。”李绂的《穆堂初稿》有《书（邵氏闻见录）后》一文，其中说：“《虞书》戒无稽之谈，《周礼·大司徒》用实行于乡中的八种刑罚纠察百姓，第七种是针对制造谣言的刑罚。制造谣言一定要施加刑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的这些虚妄不实的话，完全可以搞乱是非，使相关的人受到伤害，即使在他的身后，也会在很长时间之内受到鄙人们的侮辱和耻笑。如果幸好这样的话出自轻薄浮浪的小人之口，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可能半信半疑；如果不幸这些造谣的人还被错误地当成了有名望的士大夫，那么，虽然是贤人君子，也可能相信他说的话。而受到诬陷的人，万世都要蒙受不白之冤，这不是很残酷吗？自从唐朝的人开始，喜欢编写小说，宋朝、元朝更加兴盛，像钱世昭的《钱氏私志》，魏泰的《东轩笔录》，在这些书里，‘孟主贤臣’，动辄就会遭到诬蔑。至于《碧云》、《焚椒录》，胡言乱语已经到极点了。这些书中看上去可以相信的东西，不会超过《邵氏闻见录》。现在看来，他们随意谈论的这些东西毫无根据，完全是诬告妄言，失去了真实性，与钱世昭、魏泰之流没什么区别。《邵氏闻见录》所记载的最骇人听闻的事，没有能超过王雱谈论新政这件事的。在父亲面前，还有贤人在座，就蓬头散发，拿着女人的帽子，随口妄谈，要砍韩琦、富弼的头。容貌和言语竟狂妄、丑恶到这种程度，使得天下后世的读者，因为讨厌王雱而讨厌王安石。我曾经想过这件事，王雱以贤人的资质，早年就致力于经学，著书立说，在尚未成年的时候，已经写了数万言，怎么可能是个无知无识的人呢？今年消暑有余暇，偶然翻阅了一些书，简单地核查考证了一下这件事的时间，才知道《邵氏闻见录》是在无端地造谣和诽谤，绝对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四月开始施行新法，八月举荐程颢做了条例司的官员。第二年的五月，程颢就因为意见不合转任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王雱是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丁未科许安世榜的进士。第二年是戊申年，也就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到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雱已经由进士授予旌德县尉的职务，远到江南去做官了，这样看来，王安石与程颢谈论新政的时候，王雱并不在京城。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皇上召见王雱并让他担任了太子中允和崇政殿说书，这时才回到京城，而程颢到外地任职已经一年多了。怎么能像邵氏记载的那样，听到程颢他们的议论呢？邵氏想要形容王雱的丑陋，就诬蔑他蓬头散发，光着脚，想要坐实他的蓬头散发，光着脚，就说那天正好是夏天暑热，却没有想到程颢任条例司官员是在八月，第二年五月就转到外地任职了。他是从深秋开始，到初夏，其间并没有暑热的日子。程颢比王雱大九岁，大约就是他的兄长，而韩琦、富弼，甚至是王安石的前辈，他们的威望，不是程颢可比的。邵氏说，程颢很严肃地指责王雱：我与你父亲正在谈论国家大事，孩子不应参与，请你退下。王雱听了这话，当即就退下了。这个王雱既然敢说斩韩琦、富弼的头，却很在意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又是父亲属下的人，一受到训斥就离开了，这都是不合乎情理的。邵氏又说，王安石在钟山恍惚之间看到王雱戴着枷锁等，这种鬼魅的传说，是不值得辩驳的。司马光说，三代以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误入地狱见到所谓十王呢？那是因为没有人记载这样的事，如今邵氏的这种传言，却被采纳到正史之中，又不能不辩。目的是不想让王雱在后世还蒙受这个恶名声，遏制稗官小说编造历史之风的滋长，不让人心风俗受到更多的危害。有人说，《邵氏闻见录》大约是邵伯温死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他的儿子邵博编辑的，邵伯温不应该编造到这种程度。也许是邵博做的吧，大约当时社会舆论正在对王安石进行攻击，邵博希望借助于所编造的这些离奇故事来讨好社会舆论，是不是这样呢？我不知道。”

　　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说：“程颢与王安石讨论新法，王雱很狂妄地说要砍韩琦和富弼的头，李绂考证了发生这件事的时间，当时王雱并不在京城，邵氏无端地造谣诽谤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李绂只说它被正史采用，是由于《邵氏闻见录》，却不知道朱熹在《程式外书》和《名臣言行录》中也都采用了，于是，写作《宋史》的人既然以为程朱这样的大贤人是可信的，也就使得王雱这个千年的奇冤，不可能再被昭雪了。王安石平生是要实践道义，拯救时世的，他推行的青苗法，开始于他在鄞县做县令的时候，那时王雱只有四岁，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书》，第二年又写了《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讲的都是慎重地选拔人才，进行变法改革，这是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新法的最初起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王雱成为进士，让他做了旌德县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才来到京城，这时，新法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施行了，和王雱有什么关系呢？当时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刘攽等人的上疏，也只是说新法不便于施行，没有人说王安石做事不近人情。第一个编造王安石十大罪状丑化诋毁他的人是吕诲，即使是吕诲，也不曾有一句话涉及他的儿子王雱。即使从熙宁、元丰、元祐、绍圣以来，数十年间一直有人攻击那些帮助施行新法的人，甚至到了势如水火，狠如仇敌的程度，也只是针对吕惠卿、章惇等人，没有人提到王雱。王雱很久以来一直在生病，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安石还写了《谢赐男雱药物表》，九年（公元1076年），王雱就去世了，一定不是由于背上的疮发作而死的，又纷纷编出闹鬼的故事，这是那些有学问的君子应该做的事吗？”

　　现在来看李绂、蔡上翔二人的辩驳，真像热水泼在雪上，或快刀斩乱麻，令人有一种浮一大白，大呼痛快的感觉，我不必再用什么言辞称赞他们了。此外，史传和杂书中诋毁、丑化王雱之处还有很多，有了这样一个例证，其他的也都是不实之词，大约不用多说了，所以不再广引详辩来浪费纸墨。又如蔡上翔考证，北宋的那些人中从未有人攻击到王雱，到底是什么原因，南渡以后，王雱忽然成了众矢之的呢？根据我的思考，这大约是由学术之争引起的。熙宁、元丰、元祐时对王安石的攻击，目标只是他的新法，没有涉及学术问题。此后分成了洛党、蜀党，他们的争论波及王安石，杨时著《三经辩》十卷，专门攻击《三经新义》，又写了《书义辩疑》一卷，专门攻击王雱。大概章惇、吕惠卿等人是帮助王安石施行新法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政策的人，一定要攻击章惇、吕惠卿。王雱是帮助王安石著书立说的人，所以，攻击王安石学术的人，一定要攻击王雱。这也是很自然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悍然触犯了《周礼》规定的“造言之刑”，即针对造谣者的刑法，这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小人才做的事，想不到讲学的大儒们也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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