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1)

　　古往今来很多人谈论王安石，其中把他当作小人的，就不必说了，即使那些敬仰他为君子的人，也未尝不认为他的缺点是喜欢任用小人。然而，他果真喜欢任用小人吗？他任用的人果真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没有一个不是小人吗？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做一番考察。

　　我曾经说过，王安石不得不任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所谓君子没有人愿意让他任用。实情就是这样。王安石曾经说过：“洪水之患，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的才能在治水方面表现得比较优秀，所以虽然刚刚下令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弃鲧这个人。”由此推断，即使说他好用小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等到他辞官归乡之后，也曾经说过，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人，所以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往往是那些平日交往很多，情谊深厚的人，他受到小人的牵累，自己也非常后悔，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必为他隐讳。而且，小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用，但能否任用小人，一定要看任用他的是什么人。如果是个纯粹的君子要任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事了。一个人所以被人称为小人，一定是他的机巧变诈太厉害了，任用他的人，在这方面要能与他相匹敌，或者超过他，虽然他很善于欺骗，但即使他用尽浑身伎俩，却仍然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握之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任用小人。比如张江陵（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比如胡文忠（胡林翼），也是这样的人，像曾国藩，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像王安石就更不是这种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就是个纯粹的君子人啊，因为他是个太不懂得权术的君子人啊。

　　以毒攻毒，小人才能对付小人，君子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也有类似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白猫黑猫，捉住耗子就是好猫。现在看来，也要另当别论。

　　尽管如此，说王安石专门喜欢任用小人也是不对的，说他任用的人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的。王安石给神宗的《论馆职札子》说：“皇上即位以来，由于在职的这些人，能够做事的很少，所以，提拔任用的这些人，许多人有点小的才能但大节却很成问题。如果这样的人能得志，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亲近忠良之人。”他这样规劝他的皇上，难道自己倒不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神宗多次问王安石，他说：“如今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但是，天下的人一旦看到朝廷优先使用能人，而不把任用贤人作为当务之急，恐怕风俗会因此而变得很糟糕。那样的话，恐怕会贻害无穷。所以皇上考虑国家大事是有先后缓急的。”这是王安石关于亲近贤人，疏远小人的谆谆告诫，是非常深切的告诫。所以，与其说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不如说神宗喜欢任用小人，而王安石一直想要矫正他，但没有完全做到。事实上，王安石提拔任用关怀过的人，其中被后世称为君子的有很多位，然而，这些人有的后来不再支持新法，有始无终，史家于是不认为他曾被王安石任用过。王安石既然一心一意要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赞成新法的人，虽然想要任用他，也不可能善始善终。此事在道理上就是这样，说王安石无心任用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而对于始终奉行新法的那些人，后来的史家，并不问这个人平日的品行如何，就凭他附和新法这一件事，已经把他当作罪大恶极之人了。不仅如此，往往还虚构事实，一定要给他扣上个恶名才觉得痛快。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时与他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安石所用之人，怎么能不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而是只要这个人曾经得到过王安石的关心，再经过史家的一番修饰处理，虽然是君子也就成了小人。我不敢说王安石任用的人里没有小人，我觉得虽然有小人，但决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凭着王安石的高风亮节，一经史家的刻画，仍然使后来的读者，觉得王衍、卢杞就在眼前一样，那么其他那些在道德节操方面不如王安石的人，授人以可乘之隙，他们受到的诬蔑可能就更加严重了。像韩琦这样的人还可以指责他结交宦官，凭着欧阳修的名声还有人指责他盗淫甥女，而且，整个朝廷都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说他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而不择手段，甚至欺骗皇上。当时的这种意气之争，哪里还有是非之心，他们说的那些话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孙固因为“濮议”一事，在朝廷上争论几句，马上被人们斥责为“奸邪”，然而，近千年来指责王安石所用之人为奸邪的，又怎能知道他们的品行连孙固都比不上啊。我并非一定要为王安石任用的人进行辩解，但确实有我不能不说的话，下面就把可以考证的人一一列在这里，并加以评说。

　　陈升之

　　（公元1011—1079年）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执政官员，并非王安石特别提拔。然而，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大概在他的名声还没有很显著的时候，就希望能够委以重任。到了制置条例司刚建立的时候，就把他调来一起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宰相，一定是王安石的推举，这是毫无疑问的。陈升之担任谏官五年时间，谈到的事情有百余件，这个人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史书上说他狡猾多变，善于附会别人来谋取富贵。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就不是我所能判断的了。

　　王珪

　　（公元1019—1085年）王珪自熙宁初年（公元1068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做了参知政事。九年（公元1076年），为同平章事，整个神宗朝一直担任宰相。他是否得到王安石的提拔和推荐我不知道，然而，他是一直奉行新法的人，《宋史》本传对他执政前多是褒奖赞美的话，在他执政之后却有很多讥讽，批评他的话，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

　　（公元1039—1112年）王安石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的时候，首先提拔他为检详文字。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

　　（公元1032—1085年）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时，派遣八个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的一个。程颢实际上就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才。后来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但是，《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程颢传》都不记载程颢曾经做过条例司官员一事，大概是觉得受到王安石的赏识是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要为他隐讳吧？

　　刘彝

　　（公元1029—1091年）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在这之前本来是县尉，也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史书上说他因为不赞成新法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拔管水利的官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让他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便委派他专门去做一件事罢了。由于他没有在关键的部门工作，所以本传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而且极力称赞他有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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