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2)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2)

　　王夫之《宋论》说：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发号施令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的日子，不过六年。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改元以后，他提拔小人，恢复苛政，被天下人诟病，可以不必再说了。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它其实是仿效它，而元祐时的所作所为，说是矫正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公元1078—1085年）时的做法，其实也未尝不是效法它，而且，启发了绍圣，从而成为可以效法的对象。啊！宋朝没有发生动乱甚至亡国的危机，但它还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这个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皇帝，怎么能够把朝廷当作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但这里的事，一定是国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其紧急之事是异邦侵犯边境，要在这里进行谋划。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们太辛苦了，就要让他们休息；看他们丢弃了的，就要使他们发扬光大；他们遇到天灾了，要进行拯救；他们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惩治官吏，用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宁。而选拔士人，就要涵养他的恬静之心，调动他的新鲜之气，从低层把他们选拔出来，用真正的君子来劝导他们，要求他们。难道只有绍圣时的人做不到吗？元祐时的那些大臣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个人呢？能够卓然提出诚恳的意见，并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向皇帝禀告的，只有这么几件事：刘器上疏对寻找乳母一事提出意见；程颐请皇帝到崇政殿继续讲读，不要因为暑热而停止；范祖禹劝皇帝好好读书。除此之外，都是和已死成灰的王安石争论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是能够用于实际的施政措施，所提拔的人，也不全是不肖之徒。但只要是熙宁、元丰时遭到贬斥的人，就急急忙忙地起用他们，好像赶不及了似的，难道新选拔的这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任，成为国家百年栋梁之才的人吗？而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这样就可以不辜负老天了吗？他们要体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肯定要改变。哪一年没有水旱之灾，要看采取了救灾的措施没有；四海之内怎能没有被冤枉的人，要看及时地复查审问了没有；监督施行新法之外，难道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却没有人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难道就没有行为端正的好官，也不尽快地提拔。西部边陲发生了十分紧急的情况，没有听说派遣一名将领来捍卫边境不被侵扰；契丹屡次要求增加岁币，也不闻谁拿出个主意来杜绝他的欺辱。就像这个样子，宋朝还怎么拥有他的天下呢？不过是元祐诸君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区区一方土地而已。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并非没有为国家担忧的诚心，但除了刚直正大之气，别的都没有了。那些一时被流放到远方，暂时屈就于此，以求将来有大发展的人，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一副暗暗得意的样子，出去的，不知道有一个志向未定的孩子；里面的，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在朝的，不知道有尚未发扬光大的对法度的尊重；在野的，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对外不知有傲慢地盯着我们尚未得逞的强敌，把一切都寄托在梦想着别人不到这里来骚扰我们，大家都把二位当作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建议。二位已经耳聋眼花，以为只有废除了这些法令，罢免了这一派的官员，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恢复从前的老办法，社稷民生就能有救，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他们的办法不会超过这些了。啊，这样做难道就能酬谢天子的重托，而不愧对皇天，坦然面对先祖的责问，告慰漂泊四海的孤独之人，使西北狡猾的敌寇也能折服，而敢说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吗？我如果诚心诚意地修养君子正直的品德，邪恶的东西自然没有办法来窥视我；我如果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政事，那么一些非分之想就没有办法影响我；我如果真能谨慎地选择捍卫国家的将领，保卫我们的家园，那些邀功生事的自然就平息了；我如果真能革除中饱私囊的弊病，来充裕我的财富，从百姓中搜刮聚敛的计划也就自己消失了；我如果真能用纯净的风气来影响士子，从慎于进取的人中选拔贤才，为国家百年之后储备人才，那些盯着官位的奸佞之徒也就自己收敛了，而好人则能通过自我修养，洗礼磨炼自己显露出来。但没有人这样做，而是夜以继日，像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提拔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罢官的；罢免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提升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废除的；废除一个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时的这几位处在仁宗、英宗的年代，他们将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件事也做不成，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一辈子吗？没见到他们有什么道理，仅仅是负气而已。气一动就停不下来了，于是，吕公著、范纯仁在朝房不能协调，洛党、蜀党、朔党在官署闹出矛盾，一个人站在上面，更多的人在下面呼应，怎么能说元祐时仍然有皇上，宋朝仍然有国家呢？而绍圣（宋哲宗年号，公元1094—1098年）时的那些奸人，驾驶着四匹马拉的大车，驰骋在升官的康庄大道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又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说，哲宗在位的十四年，没有一天不在为祸乱进行谋划，没有一天不处在危亡的境地，不是只绍圣是这样。那个时候，契丹的君臣，也处在昏聩、淫乱而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李元昊的子孙们，也只能偷安而不能再逞强了，如果不是这样，靖康年的灾祸，不会等到那个时候。而契丹衰落，西夏孱弱，就像是遇到了汉宣帝北击匈奴的大好时机，但是，全国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争论你我之间的短长，而不能振奋起来。啊！难道只是宋朝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用实际的行为要求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人心的。如果明白得失之间的道理，怎么能与愚昧的百姓一样，共同来庆贺呢？

　　王夫之的这篇文字中有“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和“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两句话，这是失于考证之处，因为，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流放一个人，根据前面排列的名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辞职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贬谪官员到岭南海岛的事。所以，元祐时流放蔡确于新洲，范祖禹说，这条路上生长的荆棘都已经有七十年了，可以作为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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