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4)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4)

　　（考异十五）

　　据《纲目》记载：“欧阳修因为固守自己的风骨节操，接连被人诬蔑，六十岁，就请求辞去职位。到了他做青州太守的时候，上疏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徙到蔡州。到这里他请求辞职的心情更加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于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郡就会把一个郡的事情搞坏，在朝廷就会把朝廷的事情搞坏，留下来有什么用呢？’于是，就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回家了。”蔡上翔辩解说：“自从宋朝的天圣、明道（均为宋仁宗年号，公元1023—1032年、公元1032—1033年）年间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节一直被天下人寄托着厚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曾巩《上欧公书》写道：‘王安石虽然已经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但是他知道自重，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认为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人才可以了解我。’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王安石，从此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以及各种奏章当中，都能见到互相爱慕，交口称赞的内容，他们的关系好得无与伦比。欧阳修的全集中都可以见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批评青苗法对国家有很大危害，而且还擅自停止青苗钱的发放。这些也只是讨论国家大事，希望对国家和百姓都更有好处罢了，哪里就曾斥责他是奸邪，恶狠狠地好像面对仇人，就像吕诲等人那种过分的言辞呢？社会上流传王安石做了宰相，曾大肆诋毁欧阳修。考察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是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夏天，到了十二月，王安石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的春天，欧阳修写了《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写道：‘你在整个翰林都很超群出众，被整个朝廷寄托了厚重的希望；晚年执掌了朝政，得到皇帝对你的特殊礼遇。’像欧阳修这样刚直的人，如果在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过不愉快的事，那么，在他做了宰相之后，却又献上这样阿谀奉承的文字，这难道是欧阳修能够做得到的吗？过了一年，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于欧阳修的为人与为文，他的朝廷上的大节，他所遭遇的坎坷困顿，以及他们之间平生如知己一样的感情，死后临风遥想和怅望的心情，都显露出来。就凭王安石在皇上那里得到的宠信，推行新法又如此的坚决，对于欧阳修有什么必要忌恨他，而且非要把他排挤走呢？再说，人家活着的时候诋毁人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人家死后又赞美他是整个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也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欧阳修在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因为“濮议”遭到吕诲、彭思永的攻击。第二年，又因为流言蜚语受到彭思永、蒋之奇的诋毁。由此坚决要求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于是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一直到他去世。在熙宁元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68—1071年）之间，他不曾有一天在朝廷做官，每年都告病请求辞职，尤其是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以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样话，出自杨立中的《神宗日录辨》，这种诬蔑之词是很容易辨别的，后来的人根据这样的话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但他们二位的全集都放在那里却都不翻开来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蔡上翔的文字，辩驳得非常清楚，不用我们再增加一些赞美了。欧阳修的辞职，不是因为王安石，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驳斥王安石排斥忠良的诬蔑之词。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各种杂史笔记中所记载的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言论，又怎么能全信呢？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实在是中国可以数得上的文字之一，我已将它放在第二十章，大家可以参考，欣赏。

　　四年（公元1071年）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谈论免役法的害处，贬杨绘为知郑州，贬刘挚为监衡州盐仓。

　　五年（公元1072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疏，他说，新法是他不明白的，不能用来治理州郡，愿意回到洛阳养病，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司空武宁节度使”的称号，辞职回家。

　　六年（公元1073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七年（公元1074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天下大旱是新法造成的，不久就因为擅自派发“马递”传送文书被交付御史审问治罪。八年（公元1075）正月，把他放逐到了英州。

　　综上所述，正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之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谏官们，在下面哄然而起，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在他们中间，整个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超过此时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有《答手诏慰抚札子》，其中写道：“我观察老天给了皇上聪明睿智，要实现尧舜那样的理想，确实是有希望的，所以才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时机是不是合适，就大胆地用我这个不很强壮的身体，承担起天下的怨恨和诽谤，不过是想帮助皇上实现您的志向。自从参与政事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作为，但他们内外勾结，联合起来，在一边非议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下专门欺骗百姓，对上企图蒙蔽皇上，流俗像波涛一样鼓荡起来，汹涌澎湃，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皇上又好像不能不被他们迷惑，恐怕像我这样一个藐小的人，最终不能完成这项使命。”他的危难痛苦之情，百世之后的读者仍然感到十分的哀伤。如果不是像王安石这样坚韧不拔的人，他能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批评王安石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赞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他任用了小人而为他感到惋惜。王安石所任用的那些人，果然都是小人吗？我将在另外的章节中论述，但是，当时阻挠新政的那些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君子吗？像程颢、苏辙，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起来帮助做事的官吏。其余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弼等元老，他们和王安石共事，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王安石从始至终何曾想到要排挤他们？但他们动辄就以去留相威胁，来争论新法是否可行，王安石能因为要安慰挽留这些同僚和朋友就扭曲自己的信仰，改变自己的志向吗？或者，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罪这些同僚和朋友吗？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真的是很难的，所以，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曾经上疏请求罢免他的职务，也就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志向不能够实现，那么还不如退隐山林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但神宗对他的信任越来越深厚，对他任用也越来越专一，有这样的皇上，他又怎能忍心辜负皇上的期望呢？只有鞠躬尽瘁，使得改革的大业能够最终完成。那些所谓贤人既然对王安石的新法不肯苟同，并且发誓不与他同在一个朝廷为官，也就只有听从他们的意愿离开这里了。我们生在今天，如果为王安石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果然有可以两全的办法吗？王安石当时所立的各项新法，没有不好的，他要革除的弊端，也是那些贤人们曾经皱着眉头提出来的，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许不像最初预想的那样，但也是因为推行新法的人不是很适当而已，如果这些贤人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能互相弥补并防止过分的行为，那么，怎么见得成绩不会更加显著呢？但事实上，却不问是非对错，凡是新法，一定拼了性命来攻击它，明明知道这种攻击是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的，却一定要上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请求辞去职位，使自己出名。甚至有些地方官，竟然要求州县不要执行朝廷的命令，这些人都是豪门大户，士子庶民都看着他们是如何做的，于是，那些从新法中得不到好处的人，都依附到他们周围。他们鼓动起来，影响到四面八方，使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就好像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很好的法令，终于得不到很好的推行，这是必然的。然而，新法的好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是谁的过错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又是谁的过错呢？尽管如此，王安石对待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可以说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对于各位元老，都自己要求居住到京城之外去，仍然经过了再三挽留，不同意，坚持要走，也只好让他们走。对于其他的那些官员，也不过降职或外放补缺，不曾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被罢免官职，治罪的就更不用说了。其间只有郑侠一个人，被放逐到边远的地区，但那也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以后的事了。我们想看看子产、商鞅是怎么对待贵族的吗？想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对待那些言官的吗？想看看孔子是怎么杀少正卯的吗？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作为大臣的风度，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而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年间诸位贤人对待熙宁（宋神宗年号，公元1068—1077年）年间的大臣做的怎么样呢？我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