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2)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2)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这些猥琐之事，也许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担心皇上欣赏他的才能，一直依赖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畅，而贤明的人却渐渐离去，动乱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为轨迹，他并没有远大的战略，只是务求改革，标新立异，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我很为此担忧。误导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对于如何治理天下，还是要和众人商量。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只有让事情变得透明，而不应该把水搅浑。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朝廷上执掌大权这么久，天下没有安定和谐的道理。我坦率诚恳地说出这些话，甚至不考虑可能飞来的横祸，就是希望能感动皇上，让皇上能辨别真伪。何况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刚毅果决，对于尚处在隐伏阶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觉。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说法对质，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中肯。不过，攻击诋毁大臣的罪过，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险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意见，是因为自己担任的这个职位，有一份责任在这里，不说出来心里会不安的。当您公开奏章内容的时候，希望能避开和我有夙怨的人。

　　吕诲是什么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年间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在他所著《濮议》一文中，将他的语言、状貌和心术，都刻画得一览无余。欧阳修曾经说过，宣扬皇帝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以恶名诬陷皇帝来邀买虚名呢？当时的言官，大约都是这样的，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就根据他弹劾王安石的话作一番辩解。

　　吕诲在一开始就把王安石比作卢杞，然后才说到他要弹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争鹌鹑”这个案子。当时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适，如今在史籍中已经见不到整个案件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错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发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号，公元1056—1063年），到这时已经过去六七年了，难道还不能画句号吗？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责王安石沽名钓誉，心里边所想不过是谋取官职，本来属于一件事，非要一分为二，以便凑足十件事这个数，已经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弹劾的问题，拿来和事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丧期满，宋英宗下诏，要求他赴阙，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诏书接连下了三次，王安石也连续三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赴阙状》，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现在仍可以见到。他在其中诉说自己抱病日久，不能走太远的路，等到稍能支持，再出去为官府做事。而且，他还请求做一名小官吏，能在江宁府居住，方便打理，他的三篇《辞赴阙状》，内容相同，何尝有赖在病床上不起来的事呢？根据这件事就证明他轻慢无礼，难道吕诲不许别人生病不成？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这年的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仍然有《辞知江宁府状》收在他的文集中，理由还是病未痊愈，那里有不屑于为英宗做事，只想为神宗做事这样的意思呢？王安石自二十岁开始到中年，都是因为贫穷而做官，所以，他并不认为小官就卑贱。那种隐居山林的思想，他在晚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的，但此前却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平生交游往来的书信中，都不曾流露过，更何况对皇上呢？他在此前还有《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等，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收在他的文集中，是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的。

　　到了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九月授予他翰林学士，从此不再听到他辞谢的声音，那是因为没有必须辞谢的理由了。在这之前，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任命他知制诰，他也没有辞谢，而是接受下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差多少呢？因此就说他前面轻慢，后面谦恭，是见利忘义，为什么这样深文周纳地编派他呢？他所说的第三件事，是根据王安石主张坐着给皇上讲经，就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声。古代的三公，都是坐而论道，从汉朝到唐朝都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范质因为是前朝留用的官员，曾做过前朝的宰相，在宋太祖面前就很谦恭，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相沿成了习惯。皇上面前，不再有大臣的座位，大臣们开始以奴才自居，而忘了他们与皇帝是共同担负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要效法古代，而且是合乎道理的。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纯粹的大臣了。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说，熙宁初年，侍讲官中建议恢复坐着讲道的，有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成吕申公他们的意见，而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则认为，讲读官既然叫“侍”，意思就是侍奉天子，并不是以“道”为老师。于是，这个建议就被搁置了。在这件事中，主张坐讲的并非一个人，为什么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被弹劾呢？而且，这件事已经被搁置，为什么仍然揪住他不放呢？在这之后的元祐（宋哲宗年号，公元1086—1094年）初年，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上疏极力要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于是，程颐又写信给太皇太后，批评顾临说的不对，甚至写了一千五百多字，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既然王安石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难道程颐就不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了程颐的《经筵讲读疏》，说是培养君王的德行，却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当时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分了，现在不得不为程颐遮掩一下吗？而且，从此以后，那些讲学的人，再也没有人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要替程颐遮掩，就连王安石也跟在他的后面减去罪名了吗？宋朝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他说的第四件事，是说他把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把怨恨引到君王身上。但自从新法施行以来，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只有恶名没有美名，只有错误没有正确，如果说他掠美，不知这时有些什么美可掠，吕诲能指出王安石掠了哪些美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引到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有什么过错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吕诲能指出具体的事来吗？他说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案件。议论是从许遵开始的，王安石是主持此事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过失，根据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仁厚，反而不怀好意地说他徇私报怨，试问这个案子中的人，哪个是王安石的私人关系，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呢？而且，这件事本来是很琐碎的一件事，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察王氏家族的人登上进士榜的，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是王安石，六年（公元1046年）是王沆，王安石的表弟。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宋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祖孙父子兄弟中共有七个进士，可见，从科举取得功名是他们家固有的传统，区区此事，难道还需要有人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兄弟在当时名气都很大，王安国与王安石是齐名的。在这之前曾有吴孝宗的《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想要举荐他的人很多。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有《送平甫下第》诗，其中写道：“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王安国的贤德可想而知了。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却因此被人诬蔑。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提前一年已经中了进士，否则又为吕诲的弹劾增加一项资料了。他说的第七件事是王安石专权，真像他说的那样，似乎有可以讨论的地方。然而考察《宋史》，说到当时中书省授予官职的文书，数目都决定不下来，皇上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自神宗的意思，不能说王安石专权。第八件事说到唐介的忧愤而死，考《宋史·唐介传》，说是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皇上也支持他，唐介非常生气，竟然在背上长了疽疮，死了，只有六十岁。吕诲说，王安石曾与唐介争论如何判一个案子，说的就是阿芸杀人那件事。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事，唐介六十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与文彦博在皇帝面前为了“灯笼锦”一事发生争吵，由此遭到放逐，都没有死，为了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有所争论，却死了，如果确实是这样，可以说是轻如鸿毛。因为同僚中死了一个人，就被认为有罪，那么谁是无罪之人呢？第九件事是说章辟光请求让岐王搬到外面去住。自古以来，专制国家因为兄弟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史不绝书。所以，后世诸王分封之后，一定要让他们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互相挨得很近会觉得有一种压力，不如离得远一些反而可以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都是宋神宗的同母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密的了。熙宁（公元1068—1077年）初年，著作郎章辟光请求他们迁居到外面去，这与阴邪小人私下里的挑拨离间是不一样的。神宗想加罪于章辟光，应该也是亲情使他这样做的。只有王安石违背众人的看法，不主张给章辟光加重罪，最重要的，他是作为大臣在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况且，岐王、嘉王都是有贤德的王爷，熙宁（公元1068—1077年）以来，岐王多次请求搬到外面居住，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患病，开始时二王每天都来问候，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赵傭为太子，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着宣仁太后母子的亲情，与神宗二十年来的兄弟友爱，会有什么嫌疑呢？然而就是这样，这正是宣仁太后以礼来维护二王的地方。元祐（公元1086—1094年）初年，哲宗赐颢亲贤坊与弟弟对门居住，并且下发文告，说：“先皇帝以仁厚之心对待兄弟友情，恩德超过了礼义，所以不让二王搬到外面居住，如同武王对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肃朝廷礼义，用礼义来约束恩德，才答应他们的请求，搬到外面居住，这是孔子说的‘远其子’的用意。他们的做法或有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由此看来，章辟光的建议完全符合上述道理，很显然，是不能以离间这样的重罪来处理他的，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他所说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司，到这里才开始说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可不整顿，而整顿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负责此事，那么，三司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然后才能立法，这正是遵守办事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个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这样的人，当时都号称是贤人，当初的用意难道是任用小人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各项法令还没有施行，王安石的抱负，还没有得到尝试，吕诲根据什么说看到他是耽误天下苍生的人呢？考《宋史·吕诲传》：章辟光上疏建议岐王颢应该搬到外面居住，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他的离间之罪。王安石说他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给监狱的狱卒，没有得逞，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然而，吕诲实际上只是因为章辟光这件事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激于意气，不惜对王安石进行大肆诬蔑。这与此前因为“濮议”之争他没有达到目的，就不惜诬告韩琦和欧阳修是一样的，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容地对待他，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指出他的毛病是虽然直率但不知礼义，如果严格地要求他们，那么就要像帝尧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的谗言毁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感到震惊啊。据史书记载，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问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了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弹劾的文章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很高兴得到一个人才，为什么你要参他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朝廷上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服王安石的为人的。对王安石进行私人攻击的，只有吕诲一个人。这与蒋之奇、彭思永以男女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为他申辩，我因此不怕多费笔墨，作了如上的辩解。

　　（以上所辩，一半采用蔡上翔的说法，其间又掺杂了我的想法，因此不再注明，把蔡上翔的名字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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