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5)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5)

　　第三，均输法

　　均输法也是一种惠民政策。它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对京城的物资运输，如何减少盲目性，使其更加合理。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写了《乞制置三司条例》一文，其中写道：

　　我观察先王制定的赋税法，在国都的周边地区，征收的赋税实物，有精品，也有粗货，等级标准是以一百里为限来划分的，而那些离国都比较远的诸侯国，就根据他们各自出产的货物来进贡。同时，又规定可以灵活变通，以货币或实物进行贸易也是允许的，对于市场管理，货物的流通，原则上是没有的使它有，有害的就从市场上清除出去。那些在市场上卖不出去，滞销在民间的货物，就由政府委派官吏收购下来，以备临时要买的人，所有这些都不是对货物的垄断。

　　作为一个君主，聚积起天下的百姓，就不能没有财物；管理天下的财物，则不能没有原则和办法；以一定的原则和办法管理天下的财物，安排转运输送物资的工作，就要注意劳逸的均衡；费用或多或少，就需要相互沟通；资金或有或无，也不能不加以控制；而物价的高低、货物的收购或卖出，管理好这件事，也不能没有一套办法。

　　如今，天下的财政和物资供应已经到了非常窘迫的地步，主管的官员却死守着不合理的制度，朝廷和地方相互之间不通气，赋税收入有盈有亏，也不能互相弥补。每一路上缴的贡品，年有定额，遇到丰年或路途近便的，本来可以多运送一些，却不敢多收；碰到荒年物贵的时候，很难将贡品准备充足，他们也不敢减少。远处上缴贡品要花几倍的运费，但在京城却只值一半的价钱。三司转运使只知道按照规定的额度和期限来收取，不敢有任何的增减调整。碰到国家有重要的军费开支或皇帝的郊祭大典，只能派官吏四处搜刮，洗劫一空。各级政府管理财政的官吏，往往隐瞒真情，不说实话，尽量为自己多留一点应付临时开支的本钱。他们还担心一年的预算不够用，往往采取改变缴纳赋税地点的方式，勒索缴纳赋税的农户多交运输费。农户为了缴足赋税的额度，往往要花费比原来规定多出一倍的财物，而且，朝廷需要的物品，总是求索于不产这些物品的地区，或不产这些物品的时节，那些富户或投机商人就乘公私急需的机会，操纵市场和物价。

　　我们认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的赋税收入，他的职责就是管好茶、盐、矾的税收，军事储备和国家行政开支，很多都要靠它们来供给，朝廷应该拨给专款，作为周转的经费，使他们能够全面掌握东南六路的财物赋税的情况，以便灵活调拨。凡是收购赋税上缴的物品都应该避开价格高的地区，而去价格便宜的地区，到离京城近的地区，不到远离京城的地区。京城仓库储备情况以及每年支出的数目、现存的数量和所要供应的数量，都要让发运使预先知道，有所准备，以便随时处理所掌握的物资，等待上面的调用。这样，朝廷就可以逐渐掌握市场的控制权，调配物资的有无，做到便利地转运输送，节省费用和劳役，革除沉重的赋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财政或许从此能充裕起来，百姓生活财用也不再感到匮乏。

　　《宋史·食货志》记载了均输法施行过程的始末：

　　王安石亲自撰写的《乞制置三司条例》已经上报，皇上也已经下诏批准，不久，就作为均输新法，正式颁布实施了，并委托江、淮、两浙、荆湖六路发运使薛向总领六路发运与均输平准事宜。朝廷还从内藏库拨款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担，作为营运资本，由薛向全权支配。曾有议论担心有人干扰他的工作，薛向既总领其事，于是请求设置所属官吏，报朝廷备案。神宗允许他自己选配官吏。薛向于是聘请了刘恍、卫琪、孙珪、张穆之、陈倩为其部属，又要求地方官吏报告六路每年应当上缴的数额、京城每年的支出，以及现在仓库中的储备等情况，凡是应该预先规划的，都提前向有关官员汇报，他们都按照要求去做。其后侍御史刘琦、侍御史里行钱、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知谏院范纯仁、谏官李常等都屡次上疏批评均输法，并且弹劾薛向，宋神宗一律不予采纳，还下诏奖励薛向。然而，均输法并没有贯彻施行下去。

　　均输法是汉朝桑弘羊开创的，到了唐朝的刘晏则更加完善，王安石只是仿效了他们的办法，并非自己的首创。古代货币的使用还不完善，民间常常是以实物进行交易，国家征收赋税，也以实物计算。所以，由于道路有远有近，输送税收的劳役就不是很均衡。又由于每年年景的丰歉不同，供求之间也得不到很好的调剂。百姓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国家也没有因此而获得利益。确实像条例司原奏中所写的那样。因此，桑弘羊、刘晏施行的均输法，不用增加赋税而国家财政收入充足，历史学家称赞他们，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当今世界，交通便利，货币的使用也更加普遍了。我辈读史，见他们为了这件事竟不怕麻烦，苦苦思索，以求答案，却不了解当时那些治理国家的人，他们的苦心孤诣，看上去是那么遥远而不可企及。当时那些气势汹汹攻击均输法的人又是为了什么呢？《宋史》说，均输法最终没能贯彻施行，但它没说最终没有贯彻施行的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攻击它的人太多就终止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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