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1)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

　　社会上对于王安石的一般看法，大多是把他当作一个从民间聚敛搜刮财富的官员，这就大错特错了。诚然，王安石的事业，大半是在理财。但是，他理财的目的，绝不只是增加国库每年的收入而已，实际上，还是想让国民摆脱贫困，增加他们的财富，再从他们的财富中索取赢利的那一部分，作为国家的财政经费。所以说，发展国民经济才是他的第一目的，改善国家财政只是他的第二目的。他所主张建立的各种法令，都是和这两个目的大有关系的。因此，我不用财政这个概念，而用民政和财政这个提法。

　　第一，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这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创立的管理国家财政的机关，负责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实际上是个领导变法的机构。他说：

　　“西周时期设置泉府之官，掌管货币流通和集市贸易，目的是限制财富的过度集中，调剂贫富差别，使天下的财富得到合理的分配。后世只有桑弘羊、刘晏的做法与这种做法大致相似。学者不能了解先王制定这些法令的用意，认为皇帝不应当与民争利，其实，如今想要理财，还是要采用泉府的办法。”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朝廷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宋神宗下诏说：

　　我认为，要想达到天下大治，一定先要使民众富裕起来，然后，天下大治的局面才能实现。如今，县一级的官员，连薪俸都不能保证，老百姓的财富也面临枯竭，所以，特意下诏给辅佐的臣子，在朝廷之内设置三司条例司，来革除现在的弊端。如果一个人所做之事是他从事的专业，那么，他就能认清这件事得与失的根源。我今天把权衡天下财富的重任，交给这个部门，他们熟悉、了解自己的工作，得到的办法一定是最好的，提出的建议一定是通达的，把财物聚积起来，追求国家的富足，只有这样做，我的百姓才能富裕起来。如果政策制定得很苛刻，下面的百姓受到剥削，上面的官吏怨声载道，这是我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命令三司，即户部、度支、盐铁三个部门的官员、诸路的监察干部和朝廷内外的官员，接受诏书两个月后，我要听你们如何整顿财政的汇报。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后，宋神宗特命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宰相之一）和王安石共同领导这个部门，王安石当时任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由他主持这个部门的具体工作。当今世界上实行立宪的那些国家，往往以总理大臣兼财政大臣，就是因为财务是各种政务的根本，王安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

　　王安石的志向，在于抑制大地主的兼并，帮助贫困的百姓，合理分配天下的财富，使老百姓富裕起来，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职责就在这里，而此后制定的各种法令，也没有不是根据这个基本点来施行的。据历史记载，王安石曾与司马光在朝廷上就如何理财的问题展开辩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着人头敛取民财。”王安石说：“事实上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也能使国库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创造的财富，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手里，你千方百计从百姓手里争夺财富，这种伤害比增加赋税还要严重呢。”他们二人争论不已。司马光的这些说法真的有道理吗？天地所创造的财富果然是永远不变的吗？如果人也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律去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天下的财富是不是可以增加呢？天下的财富一定有不在官府也不在民间的，它们被丢弃在地上。正是这样。如果它能使财富增加，那么，它既可以在民间，同时，也可以在官府。如今的欧美各国这样做了，他们就是很有成效的。王安石想要整顿、改善国家的财政，他以发展国民经济为入手的方法，这就是孔子曾经说过的，百姓富裕了，君主怎能不富裕呢。中国自古以来谈论理财的人，他们的见识没有能够达到这个高度的。

　　王安石是这样想的，国民经济为什么越来越衰弱不振呢？因为国民不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从事生产。国民为什么不能充分地发挥各自的能力从事生产呢？则是由于豪强巨富的兼并造成的。一国之中总是豪强巨富少而贫民多，而豪强巨富又喜欢靡费奢侈，并不把他们的财富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那些贫苦的人点点滴滴的生活资金又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耗尽了。一个国家的资本如此匮乏，百姓的生活没有办法再凑合下去了，于是，殚精竭虑想要找到解决的办法，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兼并的问题。谁能解决兼并的问题呢？只有国家才有这个力量。王安石想把财政大权全部集中到国家手里，然后由国家调剂分配，拿多余的弥补不足的或亏损的，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享有一定的财富，并且有能力、有条件从事生产。他在一首诗里写道：“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他的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等法令，都是根据这个基本点制定的。这样一种思想，最近这数十年来在欧美是非常盛行的，名叫社会主义，这种学说以国家为大地主，为大资本家，为大企业家，而人民不能有私有财产，就像王安石所说的，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支都由君主掌握，兼并被认为是奸邪的行为。他们那里的许多学者，往往梦想实现这个社会，把它当作通向世界大同的必经之路，而有见识的人又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可能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以欧美这样的条件，现在仍未能走到这一步，王安石就想在数百年前的中国实现这个理想，哪有这种好事呢？虽说他在开始没有他们那么宏大，他的条目没有他们那么复杂细致，他的程度也没有他们那么极端，然而这种做法最终仍不能完全适应于王安石所生活的时代和国家，是可以断言的。王安石的问题就在于这一点。但他的学识精彩卓越，他的规模宏大深远，他的心地仁爱宽厚，这些真的是千古一人啊，司马光怎么可以理解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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