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执政前的王安石（下）(9)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9)

　　（考异五）

　　在熙宁、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整个朝廷都和王安石的新法为难，然而，从未有人诋毁他的人格。如果有，就从世人所传苏洵作《辨奸论》开始。他在其中说道：“将来使天下百姓遭殃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这个人真是将“王衍、卢杞合为一身了”。又说他：“嘴上讲的是孔子、老子，身体行的是伯夷、叔齐，收罗那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在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又说：这个人“内心阴险狠毒，志趣和一般人大不一样”，又说他：“满面尘垢像居丧者一样，可是却大谈诗书。”又说：“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的人，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类人。”这些语言丑化、诋毁一个人到了极致，真是没有没说到的了。近代有一位李穆堂先生，据他考证，《辨奸论》是一篇伪作。他在《读〈辨奸论〉后》一文中写道：苏老泉也就是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看不到了，今天流行的版本中有一篇《辨奸论》，世上的人都因为这篇文章称赞老泉能预见到王安石将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篇文章最初见于《邵氏闻见录》中，这本书编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到了绍兴十七年（公元1148年），沈斐编《苏洵文集》附录二卷，其中载有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一文，其中提到了《辨奸论》。而苏东坡为了感谢张方平为他父亲作墓表，写了一封给张方平的信，也讲到写作《辨奸论》这件事。我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赝品。根据当时的情形来考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按照墓表的说法，王安石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开始出名，他的同党一时为他倾倒，他的任命书中这样写道：自有人类以来，只有几个这样的人。制造舆论，把他说得几乎就像个圣人。欧阳修也对他表示赞赏，劝先生，也就是苏老泉，与他交往，而且，王安石也愿意结交先生。苏老泉说：我了解这个人，这是个不近人情的人，很可能会给天下带来灾难。而《邵氏闻见录》叙述《辨奸论》的写作初衷，和墓表是一样的。它引用了墓表吗？那应当明确指出来，不应该用自叙的语气。是与墓表暗合吗？那不应该字句完全一样。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还没有被当时的朝廷所重用，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才被任命为度支判官，一个中央财政部门的属官。这一年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并没有得到施行。第二年，负责《起居注》的编修，辞章上了八九篇，又被任命为知制诰，很快就得罪了当朝执政的大官，遂以母亲去世为理由，返回南京（金陵）守制去了，宋英宗在位这些年，他一直不接受朝廷的召唤。却说嘉祐初年（公元1056年）同党一时为他所倾倒，错得太厉害了。把王安石当作圣人的，是宋神宗。任命书说的那番话，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而苏老泉死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后来的那些事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中略）还有收罗一些沽名钓誉之士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舆论，自我标榜，自以为是颜渊、孟轲再生于今世，然而，王安石的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王安石执政之后，或许有依附于他的人，但老泉先生已经不在了，是不可能知道的。如果把老泉先生所接触的人引见给王安石，他们相隔得太远了，王安石不一定有收罗他们的能力。我不知道所谓沽名钓誉而又不得志的都是些什么人。人为什么要奸诈呢？一定有好处他才这样做的。王安石生平是以夔、稷、契为表率的，千乘之富他不看在眼里，三公的高位也不能改变他，这是天下所有人都信服的，他又为何要奸诈呢？他看到大宋朝的积弱现象，心里很不踏实，惶惶不可以终日。而那些公卿大臣却像堂上的燕雀一样，悠闲得自以为很安全，他才不得不出来承担起天下的责任，而又幸运地遇到了很想有一番大作为的皇上，于是，毅然与他合作，建立制度，改变风俗，力排众议，推行他的那一套变法的措施。都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弊端，希望国家长治久安，丝毫自私自利的想法也没有。他的办法不见得都好，但要相信他的出发点还是好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还有一点：我年轻的时候读俗刻本《苏老泉集》，读了他的《辨奸论》之后，认为不是老泉的作品，看书的人还有些疑问，不很相信。曾想得到宋刻本作为参考，但购求多年，都没有得到。马端临（字贵与）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列载了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而世俗的刻本，不称“嘉祐”，书名既然有很大差别，又多至二十余卷，觉得一定有后人的赝品、伪作，掺杂在里面了。最近得到了明朝嘉靖壬申年（公元1532年）太原府太守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该书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记述的相同，而其中唯独没有所谓《辨奸论》这篇文章，就更加相信这是邵氏伪造的赝品了。然而又感叹他这样费尽心机地制造伪书，但从来没有作伪者不被人揭穿的。

　　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点亮了一盏明灯，使得所有的事物都无法将自己隐藏起来。蔡上翔引申发挥他的说法，有数万言，论证《辨奸论》和《墓表》确实是伪作，更令人大呼痛快。这里因为文章很繁复就不具体引述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便是他写了这样一篇文章来诋毁王安石，也不能让王安石有什么损害。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不能认为它是真的。邵氏之流，为了诬蔑王安石，把苏洵也诬蔑了，这种鬼域的丑态，我实在无法理解，只恨后来编写历史的人，还把这种不负责任的言论当作实录，而沉沉冤狱，经过了上千年也没有得到改正，我又怎能不为之伸张呢？

　　（考异六）

　　《朱子名臣言行录外集·邵康节传》说：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与客人在天津桥上散步，听到杜鹃的叫声，神情惨然，很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并没有杜鹃，今天开始有了，一定是有原因的。客人问，什么原因呢？先生（邵康节）说，不超过两年，皇上用南方人为首相，会引来很多南方人，专门进行改革变法，天下从此要出事了。天下要得到治理，地气是从北向南；将要大乱，则从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来到。这段文字也曾见于《邵氏闻见录》，而朱熹，朱夫子竟也采用了，它的荒诞妄言粗俗丑陋，简直不值得有见识的人一笑。邵康节可以提前知道以后的事，难道杜鹃也能提前知道以后的事吗？大概是当时的小人们特别痛恨王安石，而又各自有他们所崇拜的人，所以就把所谓的先见之言托付给他所崇拜的人，用他们对未来的预言来抬高自己的身份。这就是王安石三次拜谒周敦颐（濂溪先生）而不被接见，苏洵写作《辨奸论》，以及邵康节听到杜鹃叫声的由来。考察《宋史·司马光传》，其中说道：宋神宗曾经询问司马光，现在这个宰相陈升之，外面都怎么议论他？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险诈，楚人轻浮、随意，如今，两个宰相都是闽人，两个副宰相都是楚人，他们一定提拔、推荐自己的同党，天下的风俗，怎么能够更加淳朴厚道呢？这种偏激浅陋、嫉贤妒能的话，对于稍能识大体、顾大局的人来说，都是说不出口的。司马光果然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诽谤者假托司马光的名义？我不敢下这个断语。然而，由此可见，当时那些缺少远大见识，热衷眼前名利的儒者，他们的南北门户地域之见是非常严重的。王安石作为南方来的人忽然当了宰相，北方人是很嫉妒的。这也是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叫声，邵康节所发那番议论的另一个原因。这种谬论到处流传，直到今天，则变本加厉，以省界为标准，妨碍国家的统一，真让人感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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